今天去了一個被要求低調的學校演講。大家聽到要低調大概以為講的是「福爾摩莎解放陣線招生說明會」之類的，但其實我只是去講服貿的法律問題而已。
講的東西就是過去一個月讓大家一直被洗版的服貿法律性質啊、金融電信醫療的衝擊、民間版跟行政院版監督條例的比較等等。民間版的問題還有代議政治自癒機制失常也有帶到。
為了避免家庭革命發生，我還補一句「我說的解決方法不是指宣布臺灣獨立啦」（當時講的是代議制度）
然後318運動發生的事情根本來不及講XD 所以可謂非常中規中矩（畢竟不希望從此以後被高中拒絕往來）
高中生其實對於法律議題相當敏銳，重啟談判、逐條表決、協議的法律定位等等都在提問範圍內。今天真的應該要帶草案的紙本過去，或許就可以回答得更好。
再來就是一些概念的講述。今天很明顯贅字太多，但有些概念不多講又怕人家聽不懂，這些就需要更多的即時提問（還好今天還算踴躍）與互動來調整。
這一場三十多人的活動真的給人一種在文協的感覺（當然是完全基於想像），一群人在全國各地宣傳自由民主與法治的觀念，雖然今天不知道有沒有種下種子，但對於未來或許可以多些期待。
為了怕學生回去跟家長大腸花，其實我一直在避免直接帶到這次運動。到最後還真的沒有辦法避免，一定被問的還是會被問。
「你剛才說要用更完善的制度去解決問題，那為什麼要用佔領立法院這招呢？」
這個問題我覺得怎樣回都不會變成煽動革命，但我很敬愛的母校似乎很害怕家長打電話去抗議這些事所以就拒絕演講邀請XD（我講完這句話之後大概再也無法踏進我那偉大的母校了XDDDD）
但我們只要記得一個名詞辨析：「選舉」與「治理」
蘇彥圖老師在運動一開始就明白指出這個差異，並且指陳健全的民主不能只依賴選舉，還需要良善的治理。
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以為只要四年投一次票就天下太平。中間四年只要負責罵跟酸就好，所有的問題都在政治人物身上。
但這次的事件讓我們明白，代議政治在治理上的失靈，並無法用選舉治癒，當一個制度的內癒機制失靈時，體制外的運動就是必要的。
當然會有人說這根本就是納粹的修辭（但這種人似乎忘了納粹不但切割了體制外的衝鋒隊，還是透過國會民主斷送了威瑪共和）。可是我們不能只看那些破壞體制的志士，我們還需要去看更為重要的：
人民的反應
我其實覺得，如果國民都想去死，再多知識份子呼號都沒有用。我們看這次的運動不能只看場內的兩三百人，我們還要看場外的數千人、330的五十萬人，還有至今在全國各地奮鬥的小蜜蜂、割闌尾、NGO、拒絕王周刊的早餐店、在看這篇文章的你們...
如果今天在裡面的人只是想拿到畢業證書，沒有人會理會。
我們在質疑體制外運動之前，第一個要問的是「這個國家出了什麼問題」
威權國家永遠只會叫臣民檢討自己，讓每個人隱藏自己的道德情感，或是給他們拒絕傾聽的理由。
唯有自由的人民，才會了解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以及一個良善治理的政府從來不是來自於統治者的施捨，而是人民自身的犧牲以及努力。
許多老師似乎忘了公法上的原則是用來拘束政府的，在某些大老發難後，便喜孜孜地指陳人民哪裡違反比例原則，還有哪些遠在天邊的權利救濟機制可以主張。
法律人的傲慢不在於使用艱深的詞彙，而在於讓自己甘於在華麗詞藻下成為統治者的工具。
沒有占領立法院，服貿會被如此認真的討論嗎？人民會了解原來我國的對外談判如此的粗糙原始嗎？人民會知道原來立法委員可以如此大剌剌的踐踏正當立法程序而不會受到制衡？
國安三法胡亂表決，沒有被大法官認定違憲。
六年的奮鬥只讓大法官宣告緊急集會不用事先獲得許可（邏輯上根本無從申請許可，大法官只是告訴我們他們終於發現人民沒有辦法搭時光機到過去申請許可）
在嚴格的比例原則要求之下，人民所能做的只是容忍跟忍耐；選出的立法委員代表的不是民意，而是對於黨紀的畏懼。
當政府用畏懼控制行政權與立法權，讓警民相殘，這時候的法律人只能告訴人民「請去聲請大法官釋憲」？
我所尊敬的廖健瑋同學說過，「緊急性集會的頻率與強度與政府不義程度成正比」。各位，我想要進一步延伸：「體制外運動的頻率與強度，與政府不義程度成正比」
沒有三十秒張慶忠，黑島青只是沒有媒體報導的三十人小組沒有方仰寧，兩次路過中正一不可能發生。
沒有馬英九跟江宜樺的冷血與傲慢，影響我們生命的三一八根本沒有機會滋長。
沒有人會想要餐風露宿二十天，沒有人天生就是訓練來拆拒馬。這些體制外活動的升級，根本就是對政府不義程度的回應。
我們過去一個月所經歷的，在過去十年間根本不在想像的範圍內。
野草莓的時候我以為一個上午就會被抬走，三一八當天我以為一天就會被警力剿滅。
當我們發現強烈的免疫反應時（尤其是這些免疫反應都極端謹慎，甚至帶有潔癖），第一個要檢討的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白血球的反應。
到底是什麼激起那麼多基於良知與信念的反抗？
我會看著這個原因在我面前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