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 於 神的．凡掌權的都是 神所命的。
13: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 刑罰。
這句話馬丁路德等人引來做為人民應該服從君王，因為君王擁有權柄，自然也是神所命的。至於對君王統治的反抗，例如農民起義等等，馬丁路德雖然一開始贊成，但最後也說出了「君王似神祇，人民如撒旦」要求農民停止反抗，應當服從神所命的君王。
但是後續不是這麼簡單的，要不然我們也不會有民主政治了。
因為針對這一段的詮釋仍就可以導出人民反抗的權利，怎麼導就看你怎樣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喀爾文派的解釋方法，就是我們雖然不能反抗君王，但是神並不是只有給與國王權柄，同時也將揮舞權力之劍的權力交給國王的官員，也因此若是國王行不義之事，下級官員仍舊可以加以反抗。
第二個方法是法國的胡格諾教派反抗瓦盧瓦王朝時所用的手法。那就是國王並不是神所命的，而是經由諸侯選舉的，而國王若是不遵從上帝的律法，人民仍舊可以反抗。到最後更進一步的說法是最高的權利是屬於全體人民的，人民只有授權君王統治而不是將所有事委由君王統治，是以人民對於不義的君王仍有反抗的權利。
（很跳痛我知道... 但中間雜很多推論講完很麻煩<(_ _)>）
拿羅馬書出來講那麼多只是想要說就算是聖經告誡我們要服從地上的權柄但國家權力仍非為政府所有。
從聖經來看，人民對於政府的服從仍舊不應該高於對於 神的旨意的服從。如果說要以聖經為依歸的話，那麼十誡當中的「不可殺人」又應當如何解釋？國家是否擁有上帝的權柄可以終止一個人的生命？上帝是否給予握有權柄的人抿除罪大惡極之人的權力？
更何況是現今世俗到不行的政府？
「十誡」是 神所給予的律法，從宗教的角度看來豈不是凌駕於所有人間的律法？
套到悔改的例子當中，人類根本就沒有決定一個人是否悔改的權力，因為那是 神的權柄。
所以我才會說死刑根本不應該考量犯罪人悔過與否。
再回到這次死刑的執行，若要說犯罪人本身的悔改不應該阻止死刑依法執行，應該可以用馬太福音裡面的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
2011年2月14日 星期一
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 2010.4.21 (2)
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
時間 Wed Apr 21 15:22:09 2010
───────────────────────────────────────
你知道廢除死刑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嗎?那就是快跟中國統一! 這樣全台灣應該就會同意廢除死刑了XD
首先講一下感想：
如果這一場公聽會是李茂生對林志潔，我想會精彩很多。在場的兩位媒體代表其實都沒有講到什麼重點，雖然他們都很有心關懷這一個議題，在這一點上應當給予讚揚。但整場給我的感覺就只有李、林兩位教授，以及瞿海源教授、林豐正律師給人的觸發比較多。
瞿海源教授不愧是做社會學的，一開始就先批民調這一個問題，雖然以前打辯論的時候有討論過這些問題，但現在聽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林豐正律師還是跟以前一樣用很平和的語氣把他的理念闡發出來，例如就蘇建和十五年的歷程、還有廢除死刑與當事人保護是兩回事等等（而當事人保護還可以分為對單一突發事件的被害人以及制度的被害人，後者如白色恐怖。這兩者不應該同等看待）
整場聽下來真的會讓一個法律系學生完全投向廢死陣營的懷抱。以前我其實不太想碰這個問題，因為很麻煩而且在執行上會有很多難度，例如對付鄉民等等（但這些所謂的「鄉民」也只不過是想要保護他們所珍愛的事物以及這個社會，想法並沒有絕對的對或是錯，當然我是不知道李家同教授是怎樣講「真理只有一個」的啦），因為另一邊講的論點實在是弱到可以，但是又足以成為支持死刑人士藉以論理的憑藉。
不過我現在不想批評太多，整場下來讓我對於死刑存廢有過動搖的就是林志潔教授。他從現實的司法運作層面剖下去說現在還不是廢除死刑的良機，還有許多司法上的制度需要去改革，以增加我們對於司法的信任。因此她可以說是一個「有條件廢除死刑」論者，只不過他被法務部編到廢死的另外一邊。
在這邊其實我們可以順便看一下法務部的權力運作，同時我們也拿兩岸經貿協定來比較一下：
ECFA是國家說要去做，死老百姓聽不懂也要灌他灌到支持。
死刑是政府說「無預設立場」，然後在兩邊辯論完之後說要尊重民意。
如果政府願意把對這兩件事的處理態度調換，相信會很好玩，而這些應該都可以有憲法層次的討論。
但在這個情況下，林教授還是一度讓我對於現狀下廢除死刑的必要性產生了動搖。因為她就是很明白、很有條理地跟你講現在是證據採證、審判上先讓人民對司法產生信賴才是重點，不然在人民不信賴司法的情況下廢除死刑其實是不切實際、並且讓政府忽略其他司法改革議題的。
雖然在執行面上我被林教授說服了，但在理念層次上面我真的是完全服膺於李茂生教授的教誨。
例如我們給予國家區分正常與不正常份子並將不正常份子與以誅殺的權力是否正當（現在回想不起來他當初怎樣講，但在那個當下我真的很感動，給人烏雲被擴清的舒暢與光芒）以及死刑對於人民純屬安慰劑的作用（但我認為現階段對於人民的這種安慰可能還是有些用處的，尤其是看過許多憤怒的、想維持死刑的市民之後）或者是現在的死刑制度根本是大家把責任分擔，祭司分開作，沒有人想要那個證明社會穩定的犧牲負責。當然，每個犧牲都是有他的理由在的，我不會單單因為他是犧牲就否定犧牲品在人類社會的必要性。
但很顯然大家都過的很爽，而且國家也很高興社會秩序就這樣被維持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搞不好死刑的維持早就跟國家是正義守護者綁在一起了。
雖然這是國家定義的正義，而我們也接受了。
李教授雖然講話很白爛，但是他心裡那個推理脈絡與信卻是讓人深深著迷的。
不過，他在公聽會扯傅科跟漢娜鄂蘭會不會有點誇張......
所以，在理念向下滲透的理路上，林志潔教授所採取的路徑就個人而言無非是更值得學習參考的。畢竟他所採取的是與人民長期溝通的策略，藉由一步一步的司法改革進行可行的政策改變。
林教授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那就是必須要讓人民有與菁英溝通的能力。先不要管菁英會不會操弄議程或者是在一開始就讓你從價值觀上徹底服從，身為法律人，將法律、法律背後的邏輯與理念傳遞給社會大眾是無可逃避的職責。
如果我們要捍衛許多人犧牲換來的民主政體，那麼一個健康的公民議事環境與公民社會是絕對有必要建立起來的。雖然它可能被許多種精英集團掌握，畢竟對某些議題有濃厚興趣加有閒的人不多，大部分的人只是希望活的安穩，即便這種安穩是建立在許多複雜的政治學說與法律概念之上。
但如果我們讓人民普遍有與菁英對話溝通的能力，這種壟斷的情況會不會好一些？而菁英集團之間的競爭也更須考量民眾的基礎。
當然講難聽點就是民眾越難騙，就越會有高明的政治騙術，而權力運作的平衡也較容易達到。
時間 Wed Apr 21 15:22:09 2010
───────────────────────────────────────
你知道廢除死刑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嗎?那就是快跟中國統一! 這樣全台灣應該就會同意廢除死刑了XD
首先講一下感想：
如果這一場公聽會是李茂生對林志潔，我想會精彩很多。在場的兩位媒體代表其實都沒有講到什麼重點，雖然他們都很有心關懷這一個議題，在這一點上應當給予讚揚。但整場給我的感覺就只有李、林兩位教授，以及瞿海源教授、林豐正律師給人的觸發比較多。
瞿海源教授不愧是做社會學的，一開始就先批民調這一個問題，雖然以前打辯論的時候有討論過這些問題，但現在聽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林豐正律師還是跟以前一樣用很平和的語氣把他的理念闡發出來，例如就蘇建和十五年的歷程、還有廢除死刑與當事人保護是兩回事等等（而當事人保護還可以分為對單一突發事件的被害人以及制度的被害人，後者如白色恐怖。這兩者不應該同等看待）
整場聽下來真的會讓一個法律系學生完全投向廢死陣營的懷抱。以前我其實不太想碰這個問題，因為很麻煩而且在執行上會有很多難度，例如對付鄉民等等（但這些所謂的「鄉民」也只不過是想要保護他們所珍愛的事物以及這個社會，想法並沒有絕對的對或是錯，當然我是不知道李家同教授是怎樣講「真理只有一個」的啦），因為另一邊講的論點實在是弱到可以，但是又足以成為支持死刑人士藉以論理的憑藉。
不過我現在不想批評太多，整場下來讓我對於死刑存廢有過動搖的就是林志潔教授。他從現實的司法運作層面剖下去說現在還不是廢除死刑的良機，還有許多司法上的制度需要去改革，以增加我們對於司法的信任。因此她可以說是一個「有條件廢除死刑」論者，只不過他被法務部編到廢死的另外一邊。
在這邊其實我們可以順便看一下法務部的權力運作，同時我們也拿兩岸經貿協定來比較一下：
ECFA是國家說要去做，死老百姓聽不懂也要灌他灌到支持。
死刑是政府說「無預設立場」，然後在兩邊辯論完之後說要尊重民意。
如果政府願意把對這兩件事的處理態度調換，相信會很好玩，而這些應該都可以有憲法層次的討論。
但在這個情況下，林教授還是一度讓我對於現狀下廢除死刑的必要性產生了動搖。因為她就是很明白、很有條理地跟你講現在是證據採證、審判上先讓人民對司法產生信賴才是重點，不然在人民不信賴司法的情況下廢除死刑其實是不切實際、並且讓政府忽略其他司法改革議題的。
雖然在執行面上我被林教授說服了，但在理念層次上面我真的是完全服膺於李茂生教授的教誨。
例如我們給予國家區分正常與不正常份子並將不正常份子與以誅殺的權力是否正當（現在回想不起來他當初怎樣講，但在那個當下我真的很感動，給人烏雲被擴清的舒暢與光芒）以及死刑對於人民純屬安慰劑的作用（但我認為現階段對於人民的這種安慰可能還是有些用處的，尤其是看過許多憤怒的、想維持死刑的市民之後）或者是現在的死刑制度根本是大家把責任分擔，祭司分開作，沒有人想要那個證明社會穩定的犧牲負責。當然，每個犧牲都是有他的理由在的，我不會單單因為他是犧牲就否定犧牲品在人類社會的必要性。
但很顯然大家都過的很爽，而且國家也很高興社會秩序就這樣被維持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搞不好死刑的維持早就跟國家是正義守護者綁在一起了。
雖然這是國家定義的正義，而我們也接受了。
李教授雖然講話很白爛，但是他心裡那個推理脈絡與信卻是讓人深深著迷的。
不過，他在公聽會扯傅科跟漢娜鄂蘭會不會有點誇張......
所以，在理念向下滲透的理路上，林志潔教授所採取的路徑就個人而言無非是更值得學習參考的。畢竟他所採取的是與人民長期溝通的策略，藉由一步一步的司法改革進行可行的政策改變。
林教授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那就是必須要讓人民有與菁英溝通的能力。先不要管菁英會不會操弄議程或者是在一開始就讓你從價值觀上徹底服從，身為法律人，將法律、法律背後的邏輯與理念傳遞給社會大眾是無可逃避的職責。
如果我們要捍衛許多人犧牲換來的民主政體，那麼一個健康的公民議事環境與公民社會是絕對有必要建立起來的。雖然它可能被許多種精英集團掌握，畢竟對某些議題有濃厚興趣加有閒的人不多，大部分的人只是希望活的安穩，即便這種安穩是建立在許多複雜的政治學說與法律概念之上。
但如果我們讓人民普遍有與菁英對話溝通的能力，這種壟斷的情況會不會好一些？而菁英集團之間的競爭也更須考量民眾的基礎。
當然講難聽點就是民眾越難騙，就越會有高明的政治騙術，而權力運作的平衡也較容易達到。
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 2010.4.21 (1)
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
時間 Wed Apr 21 13:51:452010
───────────────────────────────────────
以下為今天本人參加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的紀錄。其並非逐字稿，一來因為個人能力不足，二來該場公聽會對一個大學生而言也不值得一字一句作紀錄。
同時，本篇儘量不參雜本人意見，本人之看法會於另外一篇文章闡述，此二篇文章均無轉錄之限制，惟請保留原作者，而文責亦由本人承擔。
----
公聽會基本資料：
臺北場4月21日(三)9:00~12:00／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2段242號7F)
主持人：吳陳鐶（法務部常務次長）與談人（依照座位順序）：
＊支持死刑（或者有條件廢死）代表 許福生教授(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系教授) 許文彬律師(總統府國策顧問) 林志潔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項程鎮先生(自由時報資深司法記者)
＊支持廢除死刑的代表 瞿海源教授(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召集人、中研院社會所)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李茂生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楊憲宏先生(資深媒體人)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PART 1.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1421
PART 2.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2840
PART 3.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3552
PART 4.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5614
-------------------------------------------------------------
主題與內容摘要：
＊＊主題一：死刑存廢應考慮那些因素
子題(一) 死刑存廢應該考慮哪些因素？例如，死刑存在的目的與社會 意義？獄政矯治的成效？司法誤判的可能性？是否應將國家 預算與國際形象也列入考量因素？
子題(二) 如果要繼續討論死刑存廢，還有哪些因素要納入考量？例如， 是否應該聽取已被判處死刑的受刑人與被害者家屬的意見？
主題一內容摘要：
（本公聽會進行採正反雙方輪流陳述，也就是許福生教授講述四分鐘後改由反方瞿海源教授講述，正反輪流，四人依序。本紀錄求行文流暢，故將正反雙方分別記錄，不依實際順序排列）
針對此主題，許福生教授首先指出死刑本身有許多疑慮，民調等指標也不是完全可信，但就我國國民法感情來看，死刑仍有維持之必要，我國也不應隨波逐流。許文彬律師亦指出死刑「宜慎不宜廢」，廢死論者所謂誤判之考量，實乃司法問題，並非像死刑廢除本身屬立法問題。許律師並指出，他身為蘇建和等人之辯護律師，基於其確信認為蘇建和無罪，但這仍不影響他贊同死刑的立場。
林志潔教授則採有條件廢死的立場，認為現今我國司法條件未成熟，不宜貿然推動死刑之廢除。並指出「死刑之廢除」不能於「人權之進步」，日美等國未廢死刑而歐盟廢除，南非、柬埔寨、香港等國家與地區廢除死刑則是恐懼政府利用死刑作為剷除異己的工具，與我國況並不相同，也與人權狀況不成正比。
最後項記者以通俗的語法，闡述死刑本身具有威嚇的效力，並且保障被害人權益，不宜廢除死刑。
在反對死刑廢除方面，瞿海源教授首先針對我國馬政府將「廢除死刑」列為終極目標一事表達批判，如果一個政策是政府推動方向，不應該沒有任何的具體時間表。就民意調查而言，雖然現在民眾普遍贊成維持死刑，不過政府對於民調應該做更為細緻的設計，探討國民對於死刑的看法全貌究竟如何不應只為是非的詢問。林豐正律師則進一步支持其論點。（對不起我沒有抄到...）
而後李茂生教授針對本主題爭點提出以下評論：臺灣是個國際孤兒，只要有美國跟日本罩我們，國際觀感根本就不是問題。我們今天容許國家擁有可以殺人的力量就是容許國家將正常人跟不正常的人區分開來，遇到事情的時候就把不正常那群抓人出來槍斃掉來讓大家安心，我們不應該讓一個利維坦有如此大的權力。（本段話嚴重失真，教授講完我差點感動到哭出來... ）而楊憲宏先生則從本身基督教的觀點出發，認為殺人無論如何都不是人類應該做的事情，國家也不應有死刑制度。
之後開放觀眾二分鐘提問（但應該是各言爾志），以下請原諒筆者僅記得他自己問的問題：
如果我們因為死刑的威嚇效力以及國民的法感情而贊同死刑，那麼為了符合國民的法感情跟維持威嚇，是不是可以採納比死刑更為嚴重的刑罰？例如斬首示眾或者是凌遲處死。
由於時間的問題，筆者的問題並未被回答到，而會眾提問之後與談人主要則是針對其論點做出結論。
以下謹提供林志潔教授於中場休息之答覆：
死刑就目前來講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刑罰上限，而死刑本身的執行方式是可以加以檢討的，例如採用更為人道的處決方式等等。但就現階段而言，臺灣並沒有廢除死刑的適當環境，廢死也不是司法改革的首當要務。是故教授採現階段不支持但有條件支持廢除死刑的觀點。
--------------------------------------------------------------
＊＊主題二：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子題(一)若要廢除死刑，死刑的替代方案？
子題(二)死刑廢除是否應有階段性作法？如何進行？細部配套措施為何？
子題(三)死刑廢除後，如何加強對受害者及其家屬之保護與照顧
對此，許教授首先提出公民會議對於該議題的三大共識，也就是1. 更生保護2. 司法改革3. 被害人保護而廢除死刑之後，政府應享辦法降低人民的不安全感，並使被害人得以受到保護，使其可以獲得真相與尊嚴。同時並倡導左派思想社會福利觀念應在台灣多加推廣。許律師則認為廢死違反刑法法理，無期徒刑不可假釋並不符合刑法的設定目標。林志潔教授則認為重要的是法律人如何要求自己。目前44名死刑犯所犯的最幾乎都跟生命法益有關，在這邊可以探討刑度的量刑範圍會不會太窄，例如我國現今濫用結合犯而使法官的刑度裁量範圍縮小，日後應當修正。而很多案子都在採證上出現問題，使法官產生合理懷疑。而第一審的採證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不應該先廢除私刑。
在廢死配套方面，林豐正律師認為不應該特別把「被害人保護」特別納入廢死配套中，因為被害人權利保護事本來就應該要做的，而現在做得不好，本來就應該要改進。李茂生教授從歷史的分析入手，據傅柯的研究，歐洲原本採用公開、殘酷的處決方式，但這會導致人民的反彈，會使人民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因此十九世紀之後產生秘密行刑主義，死刑的威嚇力成為虛擬的，畢竟我們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死刑的存在，但我們覺得只要它存在就會很安心。日本做得更決，三個人按按鈕，誰都不知道是誰把死刑犯殺死了而社會安全的維護應該要考其他制度，而不是利用死刑的威嚇。
死刑是廢與不廢的問題，沒有什麼替代方案。被害人保護也應該針對全部的被害人，並不是把嚴重案件的被害人抓出來。
--------------------------------------------------------------
＊＊主題三：維持死刑的配套措施子題(一) 對於現行法律中可以處死刑的犯罪類型是否加以修改與限定， 例如：是否限制在涉及殺人的犯罪類型？
子題(二) 如何改進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例如：是否合議庭法官全數通 過才可判處死刑？
子題(三)若死刑繼續維持，其應有的配套措施為何？
以下在本人看過筆記之後發現嚴重缺少對於支持死刑方的筆記... 因此先大致歸納執行死刑配套措施如下：
限制處死刑的犯罪類型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須合議庭所有法官同意，並且強制言詞辯論。
要解決司法的問題，就是因為司法出問題才使廢死刑論者振振有辭（許律師）
對此李茂生教授回覆如下：
首先，要如何限制犯罪類型？一個人倒債讓其他人全家去死的影響比殺一個人還大，哪一個應該判死刑？而在量刑上的制度則會讓法官產生道德風險，原本的多數決下還會有法官敢反對，但若採一致決，在現今未公開心證的制度下只會造成法官隨波逐流，不願當少數的搗蛋鬼或關鍵份子。（參Aschmann, 漢娜顎蘭）整個制度變成沒有人需要負責或是承擔的「無責任」體制。
死刑如果要達到目的的話，應該要改成以前那種公開行刑，最好是讓被害者家屬執行然後實況轉播，我們看的時候就會覺得社會好平安然後壞人不是我，我都沒有殺人。死刑根本就是操弄死亡的制度，我們藉由國家與別人的殘暴來安慰自己不是殘暴的。
死刑本身就是一個應該被廢除的制度，我們本來已經習慣了四年沒有死人的時代結果一個民代跑出來一切都改變了。
就被害人而言，我們把加害人跟被害人獨立出來鎖在社會的角落，要賠也應該用稅金賠，但國家很弔詭的把加害人當野獸但卻叫他要理性地去賠償？又，為何制度變好之後，誤判下降就可以有死刑？我們現在只是把死刑當成一個安慰劑，並且運用司法改革來維持我們的安全感。
林豐正律師則說像蘇建和這種案子，正是因為他在執行死刑前被擋下來才可以奮戰到今天，如果他當年被處決了事情絕對不會發展到現在這樣，人死了之後根本不會有更多人去關心，但這麼多年來也只救了一個蘇建和。
然而林志潔教授卻認為國家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殺人的，例如戰爭時期。而任何的刑罰都是國家的暴力。
在被害人保護方面，目前被害人在程序上頂多只是告訴人、證人，在檢察官隨意辯護（一切如起訴書所載）而律師大力保護加害人的情況下人民如何信賴司法？
公平是一種感受，不是文字。被害人需要有人幫她講話，這些應該是廢除死刑前應該先做的，對於司法改革我們要一步一步來，廢除死刑不是國家偷懶的藉口，死刑廢除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當今死刑制度應該要加強的地方是司法裁判的品質以及執行方面的改善，如日本在執行死刑前都會由檢察機關向全國公告什麼要對這個人執行死刑。但台灣卻是連什麼44個人裡面是先殺他都不知道。
律師、司法官追求的是個案正義，而法學教育者卻是要提升法律人素質，使人民對於法律都有認識，可以與菁英溝通論辯的。現今台灣人對法律仍舊是「醫療法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往我們不能對醫生做出評價，但我們現在可以與醫師平起平做溝通，未來在法律界也一定可以如此。
在司法更進步的情況下討論廢死才有意義。
--------------------------------------------------------------
本紀錄省略許多被害者家屬的控訴、前立委對法學教育的批評以及許多重申維持死刑才可以維繫社會秩序的陳詞，僅此致歉。
時間 Wed Apr 21 13:51:452010
───────────────────────────────────────
以下為今天本人參加法務部死刑政策公聽會的紀錄。其並非逐字稿，一來因為個人能力不足，二來該場公聽會對一個大學生而言也不值得一字一句作紀錄。
同時，本篇儘量不參雜本人意見，本人之看法會於另外一篇文章闡述，此二篇文章均無轉錄之限制，惟請保留原作者，而文責亦由本人承擔。
----
公聽會基本資料：
臺北場4月21日(三)9:00~12:00／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2段242號7F)
主持人：吳陳鐶（法務部常務次長）與談人（依照座位順序）：
＊支持死刑（或者有條件廢死）代表 許福生教授(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系教授) 許文彬律師(總統府國策顧問) 林志潔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項程鎮先生(自由時報資深司法記者)
＊支持廢除死刑的代表 瞿海源教授(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召集人、中研院社會所)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李茂生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楊憲宏先生(資深媒體人)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PART 1.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1421
PART 2.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2840
PART 3.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3552
PART 4.http://zh-tw.justin.tv/pnnpts/b/262535614
-------------------------------------------------------------
主題與內容摘要：
＊＊主題一：死刑存廢應考慮那些因素
子題(一) 死刑存廢應該考慮哪些因素？例如，死刑存在的目的與社會 意義？獄政矯治的成效？司法誤判的可能性？是否應將國家 預算與國際形象也列入考量因素？
子題(二) 如果要繼續討論死刑存廢，還有哪些因素要納入考量？例如， 是否應該聽取已被判處死刑的受刑人與被害者家屬的意見？
主題一內容摘要：
（本公聽會進行採正反雙方輪流陳述，也就是許福生教授講述四分鐘後改由反方瞿海源教授講述，正反輪流，四人依序。本紀錄求行文流暢，故將正反雙方分別記錄，不依實際順序排列）
針對此主題，許福生教授首先指出死刑本身有許多疑慮，民調等指標也不是完全可信，但就我國國民法感情來看，死刑仍有維持之必要，我國也不應隨波逐流。許文彬律師亦指出死刑「宜慎不宜廢」，廢死論者所謂誤判之考量，實乃司法問題，並非像死刑廢除本身屬立法問題。許律師並指出，他身為蘇建和等人之辯護律師，基於其確信認為蘇建和無罪，但這仍不影響他贊同死刑的立場。
林志潔教授則採有條件廢死的立場，認為現今我國司法條件未成熟，不宜貿然推動死刑之廢除。並指出「死刑之廢除」不能於「人權之進步」，日美等國未廢死刑而歐盟廢除，南非、柬埔寨、香港等國家與地區廢除死刑則是恐懼政府利用死刑作為剷除異己的工具，與我國況並不相同，也與人權狀況不成正比。
最後項記者以通俗的語法，闡述死刑本身具有威嚇的效力，並且保障被害人權益，不宜廢除死刑。
在反對死刑廢除方面，瞿海源教授首先針對我國馬政府將「廢除死刑」列為終極目標一事表達批判，如果一個政策是政府推動方向，不應該沒有任何的具體時間表。就民意調查而言，雖然現在民眾普遍贊成維持死刑，不過政府對於民調應該做更為細緻的設計，探討國民對於死刑的看法全貌究竟如何不應只為是非的詢問。林豐正律師則進一步支持其論點。（對不起我沒有抄到...）
而後李茂生教授針對本主題爭點提出以下評論：臺灣是個國際孤兒，只要有美國跟日本罩我們，國際觀感根本就不是問題。我們今天容許國家擁有可以殺人的力量就是容許國家將正常人跟不正常的人區分開來，遇到事情的時候就把不正常那群抓人出來槍斃掉來讓大家安心，我們不應該讓一個利維坦有如此大的權力。（本段話嚴重失真，教授講完我差點感動到哭出來... ）而楊憲宏先生則從本身基督教的觀點出發，認為殺人無論如何都不是人類應該做的事情，國家也不應有死刑制度。
之後開放觀眾二分鐘提問（但應該是各言爾志），以下請原諒筆者僅記得他自己問的問題：
如果我們因為死刑的威嚇效力以及國民的法感情而贊同死刑，那麼為了符合國民的法感情跟維持威嚇，是不是可以採納比死刑更為嚴重的刑罰？例如斬首示眾或者是凌遲處死。
由於時間的問題，筆者的問題並未被回答到，而會眾提問之後與談人主要則是針對其論點做出結論。
以下謹提供林志潔教授於中場休息之答覆：
死刑就目前來講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刑罰上限，而死刑本身的執行方式是可以加以檢討的，例如採用更為人道的處決方式等等。但就現階段而言，臺灣並沒有廢除死刑的適當環境，廢死也不是司法改革的首當要務。是故教授採現階段不支持但有條件支持廢除死刑的觀點。
--------------------------------------------------------------
＊＊主題二：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子題(一)若要廢除死刑，死刑的替代方案？
子題(二)死刑廢除是否應有階段性作法？如何進行？細部配套措施為何？
子題(三)死刑廢除後，如何加強對受害者及其家屬之保護與照顧
對此，許教授首先提出公民會議對於該議題的三大共識，也就是1. 更生保護2. 司法改革3. 被害人保護而廢除死刑之後，政府應享辦法降低人民的不安全感，並使被害人得以受到保護，使其可以獲得真相與尊嚴。同時並倡導左派思想社會福利觀念應在台灣多加推廣。許律師則認為廢死違反刑法法理，無期徒刑不可假釋並不符合刑法的設定目標。林志潔教授則認為重要的是法律人如何要求自己。目前44名死刑犯所犯的最幾乎都跟生命法益有關，在這邊可以探討刑度的量刑範圍會不會太窄，例如我國現今濫用結合犯而使法官的刑度裁量範圍縮小，日後應當修正。而很多案子都在採證上出現問題，使法官產生合理懷疑。而第一審的採證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不應該先廢除私刑。
在廢死配套方面，林豐正律師認為不應該特別把「被害人保護」特別納入廢死配套中，因為被害人權利保護事本來就應該要做的，而現在做得不好，本來就應該要改進。李茂生教授從歷史的分析入手，據傅柯的研究，歐洲原本採用公開、殘酷的處決方式，但這會導致人民的反彈，會使人民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因此十九世紀之後產生秘密行刑主義，死刑的威嚇力成為虛擬的，畢竟我們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死刑的存在，但我們覺得只要它存在就會很安心。日本做得更決，三個人按按鈕，誰都不知道是誰把死刑犯殺死了而社會安全的維護應該要考其他制度，而不是利用死刑的威嚇。
死刑是廢與不廢的問題，沒有什麼替代方案。被害人保護也應該針對全部的被害人，並不是把嚴重案件的被害人抓出來。
--------------------------------------------------------------
＊＊主題三：維持死刑的配套措施子題(一) 對於現行法律中可以處死刑的犯罪類型是否加以修改與限定， 例如：是否限制在涉及殺人的犯罪類型？
子題(二) 如何改進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例如：是否合議庭法官全數通 過才可判處死刑？
子題(三)若死刑繼續維持，其應有的配套措施為何？
以下在本人看過筆記之後發現嚴重缺少對於支持死刑方的筆記... 因此先大致歸納執行死刑配套措施如下：
限制處死刑的犯罪類型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須合議庭所有法官同意，並且強制言詞辯論。
要解決司法的問題，就是因為司法出問題才使廢死刑論者振振有辭（許律師）
對此李茂生教授回覆如下：
首先，要如何限制犯罪類型？一個人倒債讓其他人全家去死的影響比殺一個人還大，哪一個應該判死刑？而在量刑上的制度則會讓法官產生道德風險，原本的多數決下還會有法官敢反對，但若採一致決，在現今未公開心證的制度下只會造成法官隨波逐流，不願當少數的搗蛋鬼或關鍵份子。（參Aschmann, 漢娜顎蘭）整個制度變成沒有人需要負責或是承擔的「無責任」體制。
死刑如果要達到目的的話，應該要改成以前那種公開行刑，最好是讓被害者家屬執行然後實況轉播，我們看的時候就會覺得社會好平安然後壞人不是我，我都沒有殺人。死刑根本就是操弄死亡的制度，我們藉由國家與別人的殘暴來安慰自己不是殘暴的。
死刑本身就是一個應該被廢除的制度，我們本來已經習慣了四年沒有死人的時代結果一個民代跑出來一切都改變了。
就被害人而言，我們把加害人跟被害人獨立出來鎖在社會的角落，要賠也應該用稅金賠，但國家很弔詭的把加害人當野獸但卻叫他要理性地去賠償？又，為何制度變好之後，誤判下降就可以有死刑？我們現在只是把死刑當成一個安慰劑，並且運用司法改革來維持我們的安全感。
林豐正律師則說像蘇建和這種案子，正是因為他在執行死刑前被擋下來才可以奮戰到今天，如果他當年被處決了事情絕對不會發展到現在這樣，人死了之後根本不會有更多人去關心，但這麼多年來也只救了一個蘇建和。
然而林志潔教授卻認為國家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殺人的，例如戰爭時期。而任何的刑罰都是國家的暴力。
在被害人保護方面，目前被害人在程序上頂多只是告訴人、證人，在檢察官隨意辯護（一切如起訴書所載）而律師大力保護加害人的情況下人民如何信賴司法？
公平是一種感受，不是文字。被害人需要有人幫她講話，這些應該是廢除死刑前應該先做的，對於司法改革我們要一步一步來，廢除死刑不是國家偷懶的藉口，死刑廢除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當今死刑制度應該要加強的地方是司法裁判的品質以及執行方面的改善，如日本在執行死刑前都會由檢察機關向全國公告什麼要對這個人執行死刑。但台灣卻是連什麼44個人裡面是先殺他都不知道。
律師、司法官追求的是個案正義，而法學教育者卻是要提升法律人素質，使人民對於法律都有認識，可以與菁英溝通論辯的。現今台灣人對法律仍舊是「醫療法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往我們不能對醫生做出評價，但我們現在可以與醫師平起平做溝通，未來在法律界也一定可以如此。
在司法更進步的情況下討論廢死才有意義。
--------------------------------------------------------------
本紀錄省略許多被害者家屬的控訴、前立委對法學教育的批評以及許多重申維持死刑才可以維繫社會秩序的陳詞，僅此致歉。
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心得報告
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心得報告
法律學系法學組 四年級 B95A01150 陳家慶
Report on Speech of Ms. Skinner: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UK story
英國教育的全球化戰略
前言
本篇為就「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三月十七日邀請Ms. Skinner蒞校介紹英國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之心得。Ms. Skinner在台多年，對於台英兩國的交流貢獻良多，返英之前就英國大學發展提供了一個詳盡並生動的介紹。筆者因此對於英國高等教育於全球化之角色深感興趣，因此從全球化出發，探討英國高等教育在其中的角色；以下將從高等教育與全球化的發展著手，進而剖析英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戰略。
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之精神──英國大學的發展
「我們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是臺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於1949年校慶時引用斯賓諾沙的致詞。這句話雖短，卻也道出現代大學發展的基本神髓。現代意義的大學濫觴於德國的洪堡大學 (HU Berlin)，其創始者威廉‧馮‧洪堡 (Wihelm von Humboldt) 以大學是「知識的總合」(Universitas litterarum) 為理念，倡導學術自由，教學與研究應同時在大學內進行。大學的雙重任務在於對科學的追求以及到德的陶冶。這股治學風潮，隨即傳遍歐美各國，而英國現今大學在數量與品質上均蓬勃發展，運作模式雖然不同於美國與歐陸之大學，但是對於真理的追求以及學生的培養卻仍舊執世界之牛耳。
Ms. Skinner於演講中提到的英國最古老的大學，是在英格蘭的牛津大學 (OxfordUniversity)，其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末，由許多學者匯聚的牛津鎮為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舉世聞名的大學。另一所舉世知名的劍橋大學，則是由1209年由牛津移居的學者所建立，兩校有著長久的競爭關係，常被人稱之為「牛橋」 (Oxbridge)。這兩所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倫敦帝國學院 (ImperialCollege London, ICL) 均是世界前十名等級大學，此四所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 (Th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LSE)並稱「英國G5大學集團」，象徵英國最為菁英的五所大學。
然而，討論英國大學的發展絕對不能僅觀察所謂的「菁英大學」，否則便是失之偏頗。英國高等教育不僅發展悠久，規模亦是龐大：全國計有272所大學院校，擁有兩百三十多萬名學生，三十八名教職員，以及一萬七千多名的教授。各個大學擁有不同的特色，在規模上從有多達四萬多名學生的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到僅有九百名的蘭姆彼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les, Lampeter)。各個大學除了規模不同，發展觸角也十分多元，如專注於社會科學的倫敦政經學院與專精於科學技術與醫學的倫敦帝國學院。從歷史發展上看，除了有前述牛津、劍橋等歷史悠久的大學外，還有大英帝國時代所創建的”Red Brick Universities”，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政府所廣設的”PlateGlass Universities”，近年的”New Universities”，以及順應資訊時代而發展的空中大學。這段大學發展使讓我們看到以前從修道院、學者聚集的協會所發展而成的大學，在近一百多年來逐漸發展，不僅觸角更加多元，也提供更多的民眾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
在這個豐富的基礎之上，英國的大學也招收了許多國際學生，目前約有三十七萬個國際學生在英國就讀，其中近十二萬來自歐盟地區，另外二十五萬來自於歐盟以外國家。若再仔細就國際學生來源國觀察，非歐盟地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多，有四萬五千多人，其他大多是英國前殖民地，如印度、奈及利亞、馬來西亞，香港、巴基斯坦、加拿大等等，而來自美國的留學生亦不在少數。臺灣則以五千六百多人居第九位。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英國大學教育，反映出全球化時代的趨勢以及大英帝國的歷史。是故在探討英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戰略前，我們有必要針對全球化進行了解。
讓世界變成平的──全球化與大不列顛的發展
「全球化」一詞，近年來成為研究世界局勢不可忽視的現象。全球化指涉一種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全球性整合過程，世界上人類彼此的往來越加密切，彼此的依賴加深，在政治、經濟上也互相依存。我們對於議題的觀察與理解逐漸要以全球的角度進行，不能僅侷限於單一國家的尺度。
經濟上世界各國間的貿易障礙逐漸降低，產業進行全球分工，跨國企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FTA與區域經濟整合也成為各個國家發展的主要議題。國際政治上我們不能在完全以「無政府狀態」(anarchy)理解國際現勢，應當體認世界各國之間是相互依賴的。如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 (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 Jr.)即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期刊上指出中美間雖然存在著許多矛盾與挑戰，但是彼此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使得中美關係必須以「交往」(Engagement)代替美蘇形式的「圍堵」(Containment)。文化上自二戰之後，美國的大眾文化席捲以之為首的各個國家，美國的觀點與流行更是在冷戰結束後大行其道。此外，各個國家的弱勢文化也逐漸在強勢文化主導的資訊系統中被孤立，從而漸漸在地球上消失。例如亞非等地的原住民語言、當地獨特的生活方式等等，都逐一被各國的主流文化所取代。
雖然目前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有許多人將之歸因於美國於二戰後崛起的跋扈作風及以之為首的資本主義。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世界上第一次的全球化現象，可能出現在英國。時值二十世紀初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的全盛時期，被後世稱之為「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大不列顛帝國擁有全世界面積最廣的國土面積與最多的人口，其商隊與海軍暢行世界。
讓我們想像一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式下午茶：一群朋友在花園邊享受美好的午後，所喝的茶來自於印度大吉嶺，也有可能來自於中國，或許他們有一天心血來潮使用來自馬來亞的錫杯享受一點異國風情，做為點心的巧克力餅乾，小麥來自美國、巧克力餡則是以最頂級的迦納可可豆所製成。而他們所談論的話題可能是1911年的「帝國節」──所有的殖民地代表會聚英國的一場盛會，或者是英軍對於中東的干涉，一個外交官或許正打算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託管地建國。
不列顛和平呈現著英國人締造的太平盛世。從伊利莎白一世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英國一個接著一個打敗不同時的強權，於1652到1674三次的英荷戰爭削弱了荷蘭的海上勢力、在1756到1763年的七年戰爭後取得廣大的法國海外殖民地，並在海外積極拓展，憑藉工業革命的發展累積實力，在海外建立廣大的殖民地做為市場或是原料來源地。英國在幾百年的時間內以強大的海軍為後盾，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而第一次的全球化現象也小規模地以英國為中心發展開來，大英的國內部的產品得以流通，英倫三島的人民除了歌頌帝國的偉大之外更享受著從世界各地掠奪而來的成果。
美利堅和平──新世代的全球化進程
1899年至1902年的布爾戰爭 (Boer War)，雖然大英帝國傾全國之力打敗了在南非的布爾人共和國，但先後動員大量人力，使大英帝國體認到單憑一己之力很難同時維持本土以及海外殖民地，因此加大與海外自治領的合作，並且將戰略重點轉回歐洲，關注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然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經濟大恐慌與的兩次世界大戰，大大消耗了大英帝國的國力，他的海軍再也不能獨力保護廣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其經濟地位也逐漸被美國取代。是以，其殖民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崩潰也是不得不然的結果。加拿大等白人為主的自治領在戰間期紛紛獲得獨立自主的權利，英屬印度帝國在1947獨立為印度與巴基斯坦、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而非洲殖民地紛紛於六零年代取得獨立，與法國、荷蘭不同，大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崩潰較為和平，較少發生獨立戰爭，而戰後英國與這些國家依然保持密切的經貿、文化往來。由前述英國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可以得知英國前殖民地的民眾仍然視英國為主要留學國之一。
大英帝國既退，美國繼起。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展現驚人的工業實力，紐約逐漸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並與蘇聯展開為期幾乎半個世紀的冷戰。雖然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不在，但仍在邱吉爾的二任首相任期確立了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的國際利益從此與美國緊緊掛勾，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伊拉克戰爭後方有明顯的檢討與改變跡象。
冷戰時期「自由世界陣營」經濟發展相對穩定，東亞經濟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先後崛起，全球產業分工鏈形成。至九零年代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崩潰後，自由世界陣營以其自由市場邏輯橫掃世界各地，全球經濟整合與分工越加迅速，伴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而越加旺盛，終於開展了範圍更為全面，影響更為深入的第二次全球化進程。此時「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於焉形成，這也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雖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重挫了美國乃至於全世界的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美國獨霸的影響力也未若以前明顯，但整體而言世界仍舊是以美國為最大霸權，各個區域逐漸整合的結構。
海洋與大陸──新世紀英國的全球化優勢
如今英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早已不在，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今天，她仍舊是一個極具競爭力的國家，雖然現在面臨著政治不穩定以及脆弱的金融現況，但就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她在歐盟的獨特地位而言，英國做為一個世界強國仍是大有可為，其高等教育也能在此一格局下進行全球戰略布局。以下將從歐洲的整合進程、英國與美國跨越大西洋的特殊關係、至今仍舊有一定影響力的英聯邦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三個角度觀察英國在全球化下的優勢。
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自身實力衰弱與美國崛起，其地位可說是十分尷尬。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原本是英國與法國想要重振殖民帝國的一個機會，但當時美國艾森豪政府奉行反殖民政策，遂讓這一次的軍事介入成為一次可笑的失敗，英法兩國正式從世界超強中退位。但也因為這次機會，讓英法兩國更認真的思考歐洲的整合。1958年西歐六國 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1967年與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opean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整合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雖然英國因為戴高樂的反對而未能即時加入這股歐洲整合的趨勢，直至七零年代才加入，但此後英國在與美國的特殊外交關係之外，又多了一個與歐洲相連的紐帶。雖然戴高樂當時認為英國如果加入了歐洲整合進程，勢必成為美國勢力介入歐洲事務的「特洛伊木馬」，而英國加入之後的確也給法國、德國兩大國帶來一股不小的制衡力量，但整體而言，納入英國的歐洲整合進程讓歐洲更加的完整，同時也得以建立更為平衡的內部關係，並在歐盟參與的全球事務中確保一定程度的參與。
從高等教育的角度觀察，1999年簽訂的博洛尼亞宣言帶來的博洛尼亞進程 (Bolognaprocess)，讓英國的高等教育制度與歐洲大陸的教育制度能夠整合；此外，與其他國家相較，英國所需要調整的幅度並不大，更增加了英國在歐洲高等教育市場中的競爭力。
美國原為英國殖民地，兩國語言相通，長久以來一直有著微妙的關係。戰後邱吉爾型塑兩國的「特殊關係」，讓英國的外交利益與世界第一強權綁在一起，英國借此挽回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地位，並且讓自己繼續成為制衡歐陸勢力的力量。英國近百年來對於歐陸事務一向採取不願有一國獨霸的局面出現，當拿破崙崛起時英國組成反法同盟，德意志帝國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下大舉擴張時英國加入三國協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英美等同盟國反以德國為首軸心國的一次全面戰爭。是以英美的特殊關係在加強英國外交實力之餘，更有助於英國確保自己涉入歐洲事務時的相對獨立性，進一步牽制法國與德國。
從現今全球化的角度來看，英國高等教育與美國高等教育分享著許多的相同之處，如語言的使用與頻繁的學術交流；但也保有自己悠久的傳統，讓自己成為許多有志留學青年在一窩蜂憧憬美國高等教育之際，仍不會忘記英國有許多生育卓著的大學可以爭取。
大英帝國雖然在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崩潰，但是「英聯邦」體系仍然存在，除了一年一度的大英國協運動會讓我們了解到這個組織之外，此一包涵五十四個獨立國家的共榮體在人權、經濟、環境等議題彼此相互合作。雖然英聯邦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國協，以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為名義上的元首，由在倫敦的秘書處負責日常事物執行。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領域上看到英聯邦國家彼此的密切合作。
以前述的英國高等教育外國學生比例來看，除卻中國、台灣與日本，其他主要留學生來源國都是以自於美國、歐盟與英聯邦為主，歐盟學生即占英國高等教育外國學生的百分之六十八，英聯邦在非歐盟來源國前十名中即佔有印度、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加拿大。非英聯邦的馬來西亞、香港也是英國前殖民地。由此可見英國的這些紐帶關係對其全球化發展策略至關重大。
全球化下的英國高等教育
讓我們將焦點從大視角的全球化進程拉回本文章所欲探討的英國高等教育。在前述歐盟、美國、英聯邦三大關係紐帶下，英國的高等教育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可為搶占先機，然而，就其本身的高等教育特色，我們也可以發現到英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化浪潮下的許多優勢。
就英國各高等教育機構本身而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國際競爭上本就是一大優勢。現今商業、政制等等國際機制的通用語言仍以英文為主要的工作語言；雖然許多聲譽顯著的期刊並非以英文寫作，然而以英文為寫作語言的學術領域仍舊是世界上最大的學術集團，於此英國與美國即占有先天上的利基。這雖然可以被視為一種央格魯──薩克遜的文化帝國主義，但這種語言上的霸權如今已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現象。其他並非以英語為母語或是工作語言的國家也紛紛建立屬於自己的英語平台，以求在英語霸權下為自己發聲，在霸權的陰影下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例如卡達半島電視台、中國新華社等媒體便建立屬於自己的全天候英語頻道，提供英語使用者更多的選擇機會與反思的空間，以期能與CNN、BBC等英美媒體霸權抗衡。是以，在這一個英美霸權受到許多挑戰的世界現勢下，能夠在英語環境追尋知識以及品格上的成長仍舊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此外，英國龐大且眾多的高等教育機構亦提供了全球學生不同的選擇空間。英國知名大學可分為四個品質等級，即World-Leading、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Recognised Internationally與Recognised Nationally。同時也具備研究型、教學型等各式大學。更不用說不同的教學環境以及學術背景。這不是短期間內廣設大學就可以達到的成果，必須要經過歷史的淬鍊與累積方能達到，而這種深厚的學術底蘊與多元文化，似乎也是大學眾多的台灣應當學習的。
然而，眾多的大學與豐富的學術資源與環境，同時也代表這讓學生選擇適合大學的難度提升。於此，英國建有較為完備的品質管理與評鑑機制。這對大學評鑑尚稱起步階段的台灣著實可資借鏡。
就最頂尖的大學而言，我們當然可以不用透過特別的評鑑機制，而光憑幾項成果並能窺知其學術實力深厚。例如劍橋大學擁有八十三名諾貝爾獎得主，這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都望其項背的。而牛津大學則是全英國出過最多英國首相的大學，莫怪乎民間會有「牛津認為他們統治世界，而劍橋並不在乎誰統治世界」的說法出現了。然而若要評整體大學的學術發展，英國泰晤士報等大學評鑑的指標就非常重要了；當然，除了個別大學的評鑑結果，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個別系所的排名，畢竟各個大學有自己的特色，自然也有各自較具優勢或是不盡理想的學術領域。此外，就研究的挹注而言，Quality AssuranceCAgency、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Agenciesu以及各種Research Council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我們也可以從這些組織當中一窺英國大學的教育現況。
若要今一步探討當今全球化下英國教育未來會如何發展，或許波隆那進程與ErasmusMundus碩士課程獎助計畫的實施可以是觀察焦點之一。波隆那進程採用歐洲學分互認體系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銜接歐洲各國的高等教育，一個學年相當於六十個ECTS-credits，如第一階段180~240ECTS，通常授予學士學位。這種學分轉換機制讓參加波隆那進程的各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與等即可以彼此轉換，使學生更能在歐洲聯盟內流動，有助於學生個人的學習以及歐洲教育的整合發展。Eras Mundus碩士課程獎助計畫以荷蘭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 (DesideriusErasmus) 為名，取其不被國籍、學術與教會束縛的求學歷程，是一個歐洲委員會 (Council of Europe, CoE, 歐盟的執行機構)為了宣傳歐洲高等教育，吸收來全球各地的傑出學生、教授及夥伴大學進行交流的專案。2004年至2008年所提撥的總獎助預算為2.3億歐元，促進歐盟與全球高等教育交流，並期望可以提升彼此的品質。這些專案在未來將大幅提升英國高等教育機構與歐洲聯盟的整合，並能使其與世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有更深更廣的合作，對於學生而言則建構了一個障礙更低的全球求學環境，對於世界教育發展的影響可謂深遠，其成效究竟如何，仍待繼續觀察，但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發展戰略，必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臺灣與英國高等教育
臺灣與英國雖然在1950年之後中止了正式外交關係，但是英國在台灣仍然建立了代表機構，即「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British Trade & Cultural Office, BTCO) 並由康柏偉先生擔任代表 (Director Mr. Campbell David)。其主要目標為促進英國與台灣間的合作關係，進而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成為合作夥伴。透過舉辦各種商務活動以及企業參訪團的拜訪，來增進雙邊的貿易機會。在教育與文化交流方面，則有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Council Taiwan) ，他是英國專責推廣教育及文化交流之國際組織，成立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遍及全球一百一十國家及地區。在台灣，英國文化協會的主要目標是以學習及創新，建立英國與台灣的長程合作關係及促進雙方在教育、藝術、科技及英語學習方面的交流。近年來持續推廣「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獎學金」與「太古集團獎學金」，提供總金額高達新台幣5百萬元的獎學金，協助台灣學生赴英攻讀學位。
其成效反映在台灣人赴英國留學的數量。如同前面所述，臺灣人留學英國人數居英國非歐盟國家第九位，在非英語系國家中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領先日本。這顯示了台灣人留學英國的熱潮與其他非英語系國家相比可謂非常熱衷，而臺灣人也在英國多元的學體系中學習，並返國貢獻所學。
臺灣近年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原因是附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不論是在軍事上的支援或者是經濟發展上的互相合作，在學術研究上也有許多人以美國為首選。然而，我們同樣也不能忘記的是臺灣同樣也是亞洲大陸外的一個小島，與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的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近年來中國崛起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臺灣除了其曖昧的國際地位之外，如何善用其居於大陸與海洋中間位置的優勢策劃理想的發展策略也是值得關心的。英國雖然在歷史與文化上與台灣有著許多不同之處，但是其與歐洲記合作又保有自身獨立地位的嘗試以及其擔任大西洋與歐陸橋梁的樞紐地位或許是台灣可以借鑑與思考的。此外，英國在語言上以及國際地位上仍然屬於世界強國，多多吸取其成功經驗與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對於一個海島而言，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
在未來，臺灣或許可以借由與英國的深入合作，一方面取得不同於美國的英語世界觀點，同時又可以利用英國在大西洋兩岸、歐洲聯盟、英聯邦上的樞紐地位，增進對世界的了解與交往，進而建構一個更為全面的世界觀，更能發展一個全面的、走出東亞的國家發展戰略。
結語
「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課程針對當前歐盟之法社會層面以專題討論方式，即以歐盟與全球化為課程主要內容，進行授課、討論、對話，邀請許多在台灣的歐洲專業人士與臺灣學生進行歐洲與全球化的分享。英國是世界上第五大經濟體，在歐盟與法國、德國等國同為舉足輕重的大國，臺灣身為世界社群的一份子，絕對有必要在這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對於英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藉由與英國更深入與全面的學習，推展更為深厚的合作關係，以提升競爭力與視野。
而綜觀歷史，臺灣與英國有著長久的友誼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曾與鄭經簽署通商條約，清領時期又以淡水為中心與台灣推展貿易關係，淡水紅毛城即曾為英國領事館。如今臺英在經濟、文化、教育上有著許多深遠的合作關係，臺灣人赴英國留學人數在非英語系國家中領先群雄，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胡志強、蔡英文等人也曾負笈英國。是以不論從經濟面、教育面與歷史的觀點來看，臺灣與英國之間加強友誼都是一個長遠與有利的發展策略。
過去我們看待英國，或許將之視為一個歐洲國家、西方國家，但經過這一次的學習之後，我們更應當從全球化的觀點，認知到英國不但是一個歐洲的國家，更是一個大西洋的國家、英聯邦文化、經濟中心的國家。藉由考察英國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色定位做出更為深刻的理解與觀察，並且將之放置於全球化的觀點下分析，從歷史與國際關係的觀點去思考其在全球化的角色──英國在上世紀建立了第一波的全球化，並且在當代的全球化中仍然是一個積極且重要的角色。這種觀點不但有利於我們認識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更有利我們與之的交流與合作。藉由引入全球化的觀點，一個更為深刻的合作意識於焉展開，進而在高等教育的策略上能有更全面的認識與了解。
法律學系法學組 四年級 B95A01150 陳家慶
Report on Speech of Ms. Skinner: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UK story
英國教育的全球化戰略
前言
本篇為就「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三月十七日邀請Ms. Skinner蒞校介紹英國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之心得。Ms. Skinner在台多年，對於台英兩國的交流貢獻良多，返英之前就英國大學發展提供了一個詳盡並生動的介紹。筆者因此對於英國高等教育於全球化之角色深感興趣，因此從全球化出發，探討英國高等教育在其中的角色；以下將從高等教育與全球化的發展著手，進而剖析英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戰略。
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之精神──英國大學的發展
「我們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是臺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於1949年校慶時引用斯賓諾沙的致詞。這句話雖短，卻也道出現代大學發展的基本神髓。現代意義的大學濫觴於德國的洪堡大學 (HU Berlin)，其創始者威廉‧馮‧洪堡 (Wihelm von Humboldt) 以大學是「知識的總合」(Universitas litterarum) 為理念，倡導學術自由，教學與研究應同時在大學內進行。大學的雙重任務在於對科學的追求以及到德的陶冶。這股治學風潮，隨即傳遍歐美各國，而英國現今大學在數量與品質上均蓬勃發展，運作模式雖然不同於美國與歐陸之大學，但是對於真理的追求以及學生的培養卻仍舊執世界之牛耳。
Ms. Skinner於演講中提到的英國最古老的大學，是在英格蘭的牛津大學 (OxfordUniversity)，其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末，由許多學者匯聚的牛津鎮為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舉世聞名的大學。另一所舉世知名的劍橋大學，則是由1209年由牛津移居的學者所建立，兩校有著長久的競爭關係，常被人稱之為「牛橋」 (Oxbridge)。這兩所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倫敦帝國學院 (ImperialCollege London, ICL) 均是世界前十名等級大學，此四所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 (Th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LSE)並稱「英國G5大學集團」，象徵英國最為菁英的五所大學。
然而，討論英國大學的發展絕對不能僅觀察所謂的「菁英大學」，否則便是失之偏頗。英國高等教育不僅發展悠久，規模亦是龐大：全國計有272所大學院校，擁有兩百三十多萬名學生，三十八名教職員，以及一萬七千多名的教授。各個大學擁有不同的特色，在規模上從有多達四萬多名學生的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到僅有九百名的蘭姆彼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les, Lampeter)。各個大學除了規模不同，發展觸角也十分多元，如專注於社會科學的倫敦政經學院與專精於科學技術與醫學的倫敦帝國學院。從歷史發展上看，除了有前述牛津、劍橋等歷史悠久的大學外，還有大英帝國時代所創建的”Red Brick Universities”，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政府所廣設的”PlateGlass Universities”，近年的”New Universities”，以及順應資訊時代而發展的空中大學。這段大學發展使讓我們看到以前從修道院、學者聚集的協會所發展而成的大學，在近一百多年來逐漸發展，不僅觸角更加多元，也提供更多的民眾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
在這個豐富的基礎之上，英國的大學也招收了許多國際學生，目前約有三十七萬個國際學生在英國就讀，其中近十二萬來自歐盟地區，另外二十五萬來自於歐盟以外國家。若再仔細就國際學生來源國觀察，非歐盟地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多，有四萬五千多人，其他大多是英國前殖民地，如印度、奈及利亞、馬來西亞，香港、巴基斯坦、加拿大等等，而來自美國的留學生亦不在少數。臺灣則以五千六百多人居第九位。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英國大學教育，反映出全球化時代的趨勢以及大英帝國的歷史。是故在探討英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戰略前，我們有必要針對全球化進行了解。
讓世界變成平的──全球化與大不列顛的發展
「全球化」一詞，近年來成為研究世界局勢不可忽視的現象。全球化指涉一種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全球性整合過程，世界上人類彼此的往來越加密切，彼此的依賴加深，在政治、經濟上也互相依存。我們對於議題的觀察與理解逐漸要以全球的角度進行，不能僅侷限於單一國家的尺度。
經濟上世界各國間的貿易障礙逐漸降低，產業進行全球分工，跨國企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FTA與區域經濟整合也成為各個國家發展的主要議題。國際政治上我們不能在完全以「無政府狀態」(anarchy)理解國際現勢，應當體認世界各國之間是相互依賴的。如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 (Henry Hank Merritt Paulson, Jr.)即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期刊上指出中美間雖然存在著許多矛盾與挑戰，但是彼此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使得中美關係必須以「交往」(Engagement)代替美蘇形式的「圍堵」(Containment)。文化上自二戰之後，美國的大眾文化席捲以之為首的各個國家，美國的觀點與流行更是在冷戰結束後大行其道。此外，各個國家的弱勢文化也逐漸在強勢文化主導的資訊系統中被孤立，從而漸漸在地球上消失。例如亞非等地的原住民語言、當地獨特的生活方式等等，都逐一被各國的主流文化所取代。
雖然目前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有許多人將之歸因於美國於二戰後崛起的跋扈作風及以之為首的資本主義。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世界上第一次的全球化現象，可能出現在英國。時值二十世紀初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的全盛時期，被後世稱之為「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大不列顛帝國擁有全世界面積最廣的國土面積與最多的人口，其商隊與海軍暢行世界。
讓我們想像一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式下午茶：一群朋友在花園邊享受美好的午後，所喝的茶來自於印度大吉嶺，也有可能來自於中國，或許他們有一天心血來潮使用來自馬來亞的錫杯享受一點異國風情，做為點心的巧克力餅乾，小麥來自美國、巧克力餡則是以最頂級的迦納可可豆所製成。而他們所談論的話題可能是1911年的「帝國節」──所有的殖民地代表會聚英國的一場盛會，或者是英軍對於中東的干涉，一個外交官或許正打算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託管地建國。
不列顛和平呈現著英國人締造的太平盛世。從伊利莎白一世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英國一個接著一個打敗不同時的強權，於1652到1674三次的英荷戰爭削弱了荷蘭的海上勢力、在1756到1763年的七年戰爭後取得廣大的法國海外殖民地，並在海外積極拓展，憑藉工業革命的發展累積實力，在海外建立廣大的殖民地做為市場或是原料來源地。英國在幾百年的時間內以強大的海軍為後盾，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而第一次的全球化現象也小規模地以英國為中心發展開來，大英的國內部的產品得以流通，英倫三島的人民除了歌頌帝國的偉大之外更享受著從世界各地掠奪而來的成果。
美利堅和平──新世代的全球化進程
1899年至1902年的布爾戰爭 (Boer War)，雖然大英帝國傾全國之力打敗了在南非的布爾人共和國，但先後動員大量人力，使大英帝國體認到單憑一己之力很難同時維持本土以及海外殖民地，因此加大與海外自治領的合作，並且將戰略重點轉回歐洲，關注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然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經濟大恐慌與的兩次世界大戰，大大消耗了大英帝國的國力，他的海軍再也不能獨力保護廣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其經濟地位也逐漸被美國取代。是以，其殖民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崩潰也是不得不然的結果。加拿大等白人為主的自治領在戰間期紛紛獲得獨立自主的權利，英屬印度帝國在1947獨立為印度與巴基斯坦、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而非洲殖民地紛紛於六零年代取得獨立，與法國、荷蘭不同，大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崩潰較為和平，較少發生獨立戰爭，而戰後英國與這些國家依然保持密切的經貿、文化往來。由前述英國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可以得知英國前殖民地的民眾仍然視英國為主要留學國之一。
大英帝國既退，美國繼起。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展現驚人的工業實力，紐約逐漸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並與蘇聯展開為期幾乎半個世紀的冷戰。雖然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不在，但仍在邱吉爾的二任首相任期確立了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的國際利益從此與美國緊緊掛勾，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伊拉克戰爭後方有明顯的檢討與改變跡象。
冷戰時期「自由世界陣營」經濟發展相對穩定，東亞經濟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先後崛起，全球產業分工鏈形成。至九零年代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崩潰後，自由世界陣營以其自由市場邏輯橫掃世界各地，全球經濟整合與分工越加迅速，伴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而越加旺盛，終於開展了範圍更為全面，影響更為深入的第二次全球化進程。此時「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於焉形成，這也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雖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重挫了美國乃至於全世界的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美國獨霸的影響力也未若以前明顯，但整體而言世界仍舊是以美國為最大霸權，各個區域逐漸整合的結構。
海洋與大陸──新世紀英國的全球化優勢
如今英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早已不在，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今天，她仍舊是一個極具競爭力的國家，雖然現在面臨著政治不穩定以及脆弱的金融現況，但就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她在歐盟的獨特地位而言，英國做為一個世界強國仍是大有可為，其高等教育也能在此一格局下進行全球戰略布局。以下將從歐洲的整合進程、英國與美國跨越大西洋的特殊關係、至今仍舊有一定影響力的英聯邦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三個角度觀察英國在全球化下的優勢。
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自身實力衰弱與美國崛起，其地位可說是十分尷尬。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原本是英國與法國想要重振殖民帝國的一個機會，但當時美國艾森豪政府奉行反殖民政策，遂讓這一次的軍事介入成為一次可笑的失敗，英法兩國正式從世界超強中退位。但也因為這次機會，讓英法兩國更認真的思考歐洲的整合。1958年西歐六國 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1967年與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opean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整合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雖然英國因為戴高樂的反對而未能即時加入這股歐洲整合的趨勢，直至七零年代才加入，但此後英國在與美國的特殊外交關係之外，又多了一個與歐洲相連的紐帶。雖然戴高樂當時認為英國如果加入了歐洲整合進程，勢必成為美國勢力介入歐洲事務的「特洛伊木馬」，而英國加入之後的確也給法國、德國兩大國帶來一股不小的制衡力量，但整體而言，納入英國的歐洲整合進程讓歐洲更加的完整，同時也得以建立更為平衡的內部關係，並在歐盟參與的全球事務中確保一定程度的參與。
從高等教育的角度觀察，1999年簽訂的博洛尼亞宣言帶來的博洛尼亞進程 (Bolognaprocess)，讓英國的高等教育制度與歐洲大陸的教育制度能夠整合；此外，與其他國家相較，英國所需要調整的幅度並不大，更增加了英國在歐洲高等教育市場中的競爭力。
美國原為英國殖民地，兩國語言相通，長久以來一直有著微妙的關係。戰後邱吉爾型塑兩國的「特殊關係」，讓英國的外交利益與世界第一強權綁在一起，英國借此挽回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地位，並且讓自己繼續成為制衡歐陸勢力的力量。英國近百年來對於歐陸事務一向採取不願有一國獨霸的局面出現，當拿破崙崛起時英國組成反法同盟，德意志帝國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下大舉擴張時英國加入三國協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英美等同盟國反以德國為首軸心國的一次全面戰爭。是以英美的特殊關係在加強英國外交實力之餘，更有助於英國確保自己涉入歐洲事務時的相對獨立性，進一步牽制法國與德國。
從現今全球化的角度來看，英國高等教育與美國高等教育分享著許多的相同之處，如語言的使用與頻繁的學術交流；但也保有自己悠久的傳統，讓自己成為許多有志留學青年在一窩蜂憧憬美國高等教育之際，仍不會忘記英國有許多生育卓著的大學可以爭取。
大英帝國雖然在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崩潰，但是「英聯邦」體系仍然存在，除了一年一度的大英國協運動會讓我們了解到這個組織之外，此一包涵五十四個獨立國家的共榮體在人權、經濟、環境等議題彼此相互合作。雖然英聯邦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國協，以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為名義上的元首，由在倫敦的秘書處負責日常事物執行。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領域上看到英聯邦國家彼此的密切合作。
以前述的英國高等教育外國學生比例來看，除卻中國、台灣與日本，其他主要留學生來源國都是以自於美國、歐盟與英聯邦為主，歐盟學生即占英國高等教育外國學生的百分之六十八，英聯邦在非歐盟來源國前十名中即佔有印度、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加拿大。非英聯邦的馬來西亞、香港也是英國前殖民地。由此可見英國的這些紐帶關係對其全球化發展策略至關重大。
全球化下的英國高等教育
讓我們將焦點從大視角的全球化進程拉回本文章所欲探討的英國高等教育。在前述歐盟、美國、英聯邦三大關係紐帶下，英國的高等教育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可為搶占先機，然而，就其本身的高等教育特色，我們也可以發現到英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化浪潮下的許多優勢。
就英國各高等教育機構本身而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國際競爭上本就是一大優勢。現今商業、政制等等國際機制的通用語言仍以英文為主要的工作語言；雖然許多聲譽顯著的期刊並非以英文寫作，然而以英文為寫作語言的學術領域仍舊是世界上最大的學術集團，於此英國與美國即占有先天上的利基。這雖然可以被視為一種央格魯──薩克遜的文化帝國主義，但這種語言上的霸權如今已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現象。其他並非以英語為母語或是工作語言的國家也紛紛建立屬於自己的英語平台，以求在英語霸權下為自己發聲，在霸權的陰影下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例如卡達半島電視台、中國新華社等媒體便建立屬於自己的全天候英語頻道，提供英語使用者更多的選擇機會與反思的空間，以期能與CNN、BBC等英美媒體霸權抗衡。是以，在這一個英美霸權受到許多挑戰的世界現勢下，能夠在英語環境追尋知識以及品格上的成長仍舊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此外，英國龐大且眾多的高等教育機構亦提供了全球學生不同的選擇空間。英國知名大學可分為四個品質等級，即World-Leading、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Recognised Internationally與Recognised Nationally。同時也具備研究型、教學型等各式大學。更不用說不同的教學環境以及學術背景。這不是短期間內廣設大學就可以達到的成果，必須要經過歷史的淬鍊與累積方能達到，而這種深厚的學術底蘊與多元文化，似乎也是大學眾多的台灣應當學習的。
然而，眾多的大學與豐富的學術資源與環境，同時也代表這讓學生選擇適合大學的難度提升。於此，英國建有較為完備的品質管理與評鑑機制。這對大學評鑑尚稱起步階段的台灣著實可資借鏡。
就最頂尖的大學而言，我們當然可以不用透過特別的評鑑機制，而光憑幾項成果並能窺知其學術實力深厚。例如劍橋大學擁有八十三名諾貝爾獎得主，這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都望其項背的。而牛津大學則是全英國出過最多英國首相的大學，莫怪乎民間會有「牛津認為他們統治世界，而劍橋並不在乎誰統治世界」的說法出現了。然而若要評整體大學的學術發展，英國泰晤士報等大學評鑑的指標就非常重要了；當然，除了個別大學的評鑑結果，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個別系所的排名，畢竟各個大學有自己的特色，自然也有各自較具優勢或是不盡理想的學術領域。此外，就研究的挹注而言，Quality AssuranceCAgency、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Agenciesu以及各種Research Council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我們也可以從這些組織當中一窺英國大學的教育現況。
若要今一步探討當今全球化下英國教育未來會如何發展，或許波隆那進程與ErasmusMundus碩士課程獎助計畫的實施可以是觀察焦點之一。波隆那進程採用歐洲學分互認體系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銜接歐洲各國的高等教育，一個學年相當於六十個ECTS-credits，如第一階段180~240ECTS，通常授予學士學位。這種學分轉換機制讓參加波隆那進程的各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與等即可以彼此轉換，使學生更能在歐洲聯盟內流動，有助於學生個人的學習以及歐洲教育的整合發展。Eras Mundus碩士課程獎助計畫以荷蘭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 (DesideriusErasmus) 為名，取其不被國籍、學術與教會束縛的求學歷程，是一個歐洲委員會 (Council of Europe, CoE, 歐盟的執行機構)為了宣傳歐洲高等教育，吸收來全球各地的傑出學生、教授及夥伴大學進行交流的專案。2004年至2008年所提撥的總獎助預算為2.3億歐元，促進歐盟與全球高等教育交流，並期望可以提升彼此的品質。這些專案在未來將大幅提升英國高等教育機構與歐洲聯盟的整合，並能使其與世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有更深更廣的合作，對於學生而言則建構了一個障礙更低的全球求學環境，對於世界教育發展的影響可謂深遠，其成效究竟如何，仍待繼續觀察，但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發展戰略，必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臺灣與英國高等教育
臺灣與英國雖然在1950年之後中止了正式外交關係，但是英國在台灣仍然建立了代表機構，即「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British Trade & Cultural Office, BTCO) 並由康柏偉先生擔任代表 (Director Mr. Campbell David)。其主要目標為促進英國與台灣間的合作關係，進而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成為合作夥伴。透過舉辦各種商務活動以及企業參訪團的拜訪，來增進雙邊的貿易機會。在教育與文化交流方面，則有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Council Taiwan) ，他是英國專責推廣教育及文化交流之國際組織，成立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遍及全球一百一十國家及地區。在台灣，英國文化協會的主要目標是以學習及創新，建立英國與台灣的長程合作關係及促進雙方在教育、藝術、科技及英語學習方面的交流。近年來持續推廣「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獎學金」與「太古集團獎學金」，提供總金額高達新台幣5百萬元的獎學金，協助台灣學生赴英攻讀學位。
其成效反映在台灣人赴英國留學的數量。如同前面所述，臺灣人留學英國人數居英國非歐盟國家第九位，在非英語系國家中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領先日本。這顯示了台灣人留學英國的熱潮與其他非英語系國家相比可謂非常熱衷，而臺灣人也在英國多元的學體系中學習，並返國貢獻所學。
臺灣近年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原因是附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不論是在軍事上的支援或者是經濟發展上的互相合作，在學術研究上也有許多人以美國為首選。然而，我們同樣也不能忘記的是臺灣同樣也是亞洲大陸外的一個小島，與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的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近年來中國崛起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臺灣除了其曖昧的國際地位之外，如何善用其居於大陸與海洋中間位置的優勢策劃理想的發展策略也是值得關心的。英國雖然在歷史與文化上與台灣有著許多不同之處，但是其與歐洲記合作又保有自身獨立地位的嘗試以及其擔任大西洋與歐陸橋梁的樞紐地位或許是台灣可以借鑑與思考的。此外，英國在語言上以及國際地位上仍然屬於世界強國，多多吸取其成功經驗與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對於一個海島而言，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
在未來，臺灣或許可以借由與英國的深入合作，一方面取得不同於美國的英語世界觀點，同時又可以利用英國在大西洋兩岸、歐洲聯盟、英聯邦上的樞紐地位，增進對世界的了解與交往，進而建構一個更為全面的世界觀，更能發展一個全面的、走出東亞的國家發展戰略。
結語
「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一：歐盟與全球化」課程針對當前歐盟之法社會層面以專題討論方式，即以歐盟與全球化為課程主要內容，進行授課、討論、對話，邀請許多在台灣的歐洲專業人士與臺灣學生進行歐洲與全球化的分享。英國是世界上第五大經濟體，在歐盟與法國、德國等國同為舉足輕重的大國，臺灣身為世界社群的一份子，絕對有必要在這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對於英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藉由與英國更深入與全面的學習，推展更為深厚的合作關係，以提升競爭力與視野。
而綜觀歷史，臺灣與英國有著長久的友誼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曾與鄭經簽署通商條約，清領時期又以淡水為中心與台灣推展貿易關係，淡水紅毛城即曾為英國領事館。如今臺英在經濟、文化、教育上有著許多深遠的合作關係，臺灣人赴英國留學人數在非英語系國家中領先群雄，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胡志強、蔡英文等人也曾負笈英國。是以不論從經濟面、教育面與歷史的觀點來看，臺灣與英國之間加強友誼都是一個長遠與有利的發展策略。
過去我們看待英國，或許將之視為一個歐洲國家、西方國家，但經過這一次的學習之後，我們更應當從全球化的觀點，認知到英國不但是一個歐洲的國家，更是一個大西洋的國家、英聯邦文化、經濟中心的國家。藉由考察英國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色定位做出更為深刻的理解與觀察，並且將之放置於全球化的觀點下分析，從歷史與國際關係的觀點去思考其在全球化的角色──英國在上世紀建立了第一波的全球化，並且在當代的全球化中仍然是一個積極且重要的角色。這種觀點不但有利於我們認識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更有利我們與之的交流與合作。藉由引入全球化的觀點，一個更為深刻的合作意識於焉展開，進而在高等教育的策略上能有更全面的認識與了解。
感想 (2009.11 於愛薩)
作者: constantin (最好的時光)標題: [倏忽] [愛薩]感想時間: Sun Nov 22 05:21:12 2009
能做的事情有更多，一個可以為政府、企業、NPO、學校提供solution (with ITEP) 的組織，理論上應該是絕對可以威過威士忌，直接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雖然這是學生所組成的組織，就算力量沒有其他成年人為主的組織那麼有財力、實力與人脈，但為什麼長期與這些社會中堅接觸的學生，沒有能力，也不敢說：
「二十年後就看我們了」
甚至連 「太好了！我們在這邊幫得上忙」都不見得說得出來（自我感覺良好者例外）。
自溺、自嗨的圈圈是永遠不可能承擔國家建設的重大責任的。
AIESEC理論上應是一個會讓極權政府害怕的組織，原因不是人很多，而是在這邊出來的人都威得不得了，但不一定會加共青團，對企業界、NPO 、政府的接觸比其他人早很多，也更豐富，想法也很多。如果哪根筋轉過來，不就變民主派了?
冷戰以前AIESEC不可能在共黨國家設立，只在西方陣營紮根，冷戰後世界民主化，連帶AIESEC也擴大其範圍，但其根本精神卻沒有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更了解自己的責任。
如果AIESEC作到這一點的話，中國根本不敢讓這種組織成立。依現在中國AIESEC的發展模式看來，就算被查禁也只是因為他人多，根本上對於共產政權是沒有威脅的。
雖然AIESEC是一個非政治的組織，但是它多元、重視討論溝通、獨立思考的精神卻是民主的、反極權的。如果中國的AIESEC致力引進不同國際聲音，建立一個國際溝通平台，那他必死無疑。
當然從中國的角度看，現在這種慈善企業化模式是一種必然的方式，要不然活不下去。
可是台灣竟也虛得不像話，如果說組織運作、決策模式有問題，那的確是我們現在在位的應該去解決的問題。但台灣竟也跟著全世界她媽的沒有靈魂了是怎麼回事？
一天到晚講文化交流，但有沒有想過怎樣讓他深入？不能只是到處插旗子，旗子插了之後要經營啊！
不過套一句前總會會長講的話：「你們就是很fancy ，但執行面就不太行了」。以前我超怕這樣子，於是採取先插旗子再耕耘的方式，畢竟你講話再有理想，沒有功績給人家看是很難有說服力的。但對於插旗子之後如何耕耘，先前我並沒有想得很清楚，因而導致了最近路線以及論述上出了很大的問題。
Mindset 沒有建立好，一個穩定決策與執行模式沒有建立好，是我的失職。
所以呢？辭職？我真的有想過，可是我一旦那樣做我就完全輸了。我過去的社團經驗，以說研社為例，我會說我沒有盡到我的全力，2005.7.16 輸給嘉女那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叫做人生中的挫敗。可是我一旦放棄的話，代表我過去六年來所想要改變的作為至此徹底崩潰了。我能接受失敗，但我不會原諒我自己放棄。
接下來的路很累，你不只要解決內政問題：你有最強的team，如果沒有事先預見這種組合隊伍，你不可能白癡到大四還敢選，但你應該要讓整個隊伍變得更強，而不只是每一個人變強。你必須要開啟一個時代，一個讓台大分會的價值可以為全台灣接受的時代，拋棄那沒有靈魂的過去，讓每一個人交了會費之後不會白過，可以獨立思考、批判，可以利用AIESEC的長處提供社會各界不同的解決方案，不管是對於社會事務的關心還是經濟發展的進步以及國際交流的推展。
一個與社會各界一起成長的AIESEC不會在我的手上實現，因為我真的第一個不夠格，第二個總會真的很麻煩又很無聊，第三個就是這不是一個人就能實現，這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一步一步的行動。我們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建立穩定的、強大的分會，並將我們的理念以及想法傳遞到全台灣，藉由不停的溝通與討論重新把六十一年前AIESEC創造時的初衷找尋回來。
It's also our vision:
Peace and Fulfillment of Humankind's Potential.
如果可以的話，兩年後我們會建立一個新的時代。那次的全國大會必然是一個開啟新時代的重要儀式。
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Global AIESEC 就是美國崩潰後的新世界。歐洲秉持著美好的傳統，穩定地發展，並有一定的發言權。全世界印度跟中國話最大聲，世界大會每五年就要在印度辦一次(逢0與5)，世界總會中印爭霸，印度人取得歐美支持而獲勝。中國則是一直默默茁壯。但問題在哪裡？這一屆總會會長很有理想，他也的確想要發揮立即的影響力，可是世界講話最大聲的印度卻有一堆不守信用、寡廉鮮恥之徒。自己的commitment不夠高還罵台灣人太呆，甚麼事都要講得很確實。作人不應該有歧視，但這種遍不勝數的印度分會們真的是國際交流上的敗類。
我在世界大會看到許多典範，我們真的可以與許多跨國公司真切地合作，也有許多學長姐因為AIESEC而讓他們在社會發展得更好，幫助了更多人。
但整體而言，後冷戰所造成的全球化、全球民主化，雖然造成了AIESEC可以大肆擴展（除了極端封閉或是戰亂不休的國家外），但相對應之下也造成志工的大幅增加。原先歐美比較不會需要AIESEC志工的服務，因為早就有多的組織把這工作承接下來，注重經濟商管雖然不夠全面，但也不失為一個良好的策略。我們知道要做甚麼，而且做得出來。
現在全世界冒出一堆志工，可是要怎樣讓這些志工的意義更加豐富？他們多半在專業技巧上比不上商管或是科技類研習生，在當地要如何創造影響力？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文化交流上面的話，我們有沒有幫助當地的NPO 、學校規劃文化交流的深化？
一個大學生利用暑假出國兩個月擔任志工，所能做的比很多兩個禮拜的志工還要來得多，而對於個人的成長也是不可磨滅的，對於國際交流當然有更大的貢獻。我會建議朋友多利用暑假的機會去國外當志工，而且時間不能太短，不然容易流於走馬看花。但我更會希望這些人去了之後能夠多融入當地社區，而不是一群外國人自嗨。幫助當地每一個需要的人、試著了解基層民眾的心聲、在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給人帶來的成長是更為真切的。我很高興許多人回來之後都得到很多，但是我們組織究竟有沒有善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無法控制外國的AIESEC，我們所能做的是對於志工正確的教育以及協助，另外就是我們必須確實提供合作外部適合他們的解決方案。
當然沒有具體表現就會被上面噹，這是很現實的問題。這代表了每一個人的能力都必須提升，提升效率與效能，讓改變可以真正發揮出來而不只是空口白話。
在後冷戰時代，甚至悲觀的說，對於即將來臨的後美國時代，很有可能承擔國際責任的亞洲國家，究竟有沒有能力帶領世界向前？看到現在的中國以及印度，我們或許必須對二十一世紀感到悲觀，更直接的，對我們這一代感到悲哀。1900布爾戰爭之後，聯合王國花了四十五年才倒下，但當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時候，人類已經經歷兩次慘痛的戰爭。
四十五年之後，我們這一代退休之際，或許可以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建立一個恐懼中充滿美好、叛逆與奢侈的年代，但中間會付出多少代價？
沒有靈魂的台灣，沒有靈魂的中國、印度，沒有靈魂的亞洲，真的能帶領這世界向前？
我們重建台灣AIESEC的努力，其實就是一種重建屬於我們時代的精神的嘗試。
能做的事情有更多，一個可以為政府、企業、NPO、學校提供solution (with ITEP) 的組織，理論上應該是絕對可以威過威士忌，直接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雖然這是學生所組成的組織，就算力量沒有其他成年人為主的組織那麼有財力、實力與人脈，但為什麼長期與這些社會中堅接觸的學生，沒有能力，也不敢說：
「二十年後就看我們了」
甚至連 「太好了！我們在這邊幫得上忙」都不見得說得出來（自我感覺良好者例外）。
自溺、自嗨的圈圈是永遠不可能承擔國家建設的重大責任的。
AIESEC理論上應是一個會讓極權政府害怕的組織，原因不是人很多，而是在這邊出來的人都威得不得了，但不一定會加共青團，對企業界、NPO 、政府的接觸比其他人早很多，也更豐富，想法也很多。如果哪根筋轉過來，不就變民主派了?
冷戰以前AIESEC不可能在共黨國家設立，只在西方陣營紮根，冷戰後世界民主化，連帶AIESEC也擴大其範圍，但其根本精神卻沒有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更了解自己的責任。
如果AIESEC作到這一點的話，中國根本不敢讓這種組織成立。依現在中國AIESEC的發展模式看來，就算被查禁也只是因為他人多，根本上對於共產政權是沒有威脅的。
雖然AIESEC是一個非政治的組織，但是它多元、重視討論溝通、獨立思考的精神卻是民主的、反極權的。如果中國的AIESEC致力引進不同國際聲音，建立一個國際溝通平台，那他必死無疑。
當然從中國的角度看，現在這種慈善企業化模式是一種必然的方式，要不然活不下去。
可是台灣竟也虛得不像話，如果說組織運作、決策模式有問題，那的確是我們現在在位的應該去解決的問題。但台灣竟也跟著全世界她媽的沒有靈魂了是怎麼回事？
一天到晚講文化交流，但有沒有想過怎樣讓他深入？不能只是到處插旗子，旗子插了之後要經營啊！
不過套一句前總會會長講的話：「你們就是很fancy ，但執行面就不太行了」。以前我超怕這樣子，於是採取先插旗子再耕耘的方式，畢竟你講話再有理想，沒有功績給人家看是很難有說服力的。但對於插旗子之後如何耕耘，先前我並沒有想得很清楚，因而導致了最近路線以及論述上出了很大的問題。
Mindset 沒有建立好，一個穩定決策與執行模式沒有建立好，是我的失職。
所以呢？辭職？我真的有想過，可是我一旦那樣做我就完全輸了。我過去的社團經驗，以說研社為例，我會說我沒有盡到我的全力，2005.7.16 輸給嘉女那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叫做人生中的挫敗。可是我一旦放棄的話，代表我過去六年來所想要改變的作為至此徹底崩潰了。我能接受失敗，但我不會原諒我自己放棄。
接下來的路很累，你不只要解決內政問題：你有最強的team，如果沒有事先預見這種組合隊伍，你不可能白癡到大四還敢選，但你應該要讓整個隊伍變得更強，而不只是每一個人變強。你必須要開啟一個時代，一個讓台大分會的價值可以為全台灣接受的時代，拋棄那沒有靈魂的過去，讓每一個人交了會費之後不會白過，可以獨立思考、批判，可以利用AIESEC的長處提供社會各界不同的解決方案，不管是對於社會事務的關心還是經濟發展的進步以及國際交流的推展。
一個與社會各界一起成長的AIESEC不會在我的手上實現，因為我真的第一個不夠格，第二個總會真的很麻煩又很無聊，第三個就是這不是一個人就能實現，這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一步一步的行動。我們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建立穩定的、強大的分會，並將我們的理念以及想法傳遞到全台灣，藉由不停的溝通與討論重新把六十一年前AIESEC創造時的初衷找尋回來。
It's also our vision:
Peace and Fulfillment of Humankind's Potential.
如果可以的話，兩年後我們會建立一個新的時代。那次的全國大會必然是一個開啟新時代的重要儀式。
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Global AIESEC 就是美國崩潰後的新世界。歐洲秉持著美好的傳統，穩定地發展，並有一定的發言權。全世界印度跟中國話最大聲，世界大會每五年就要在印度辦一次(逢0與5)，世界總會中印爭霸，印度人取得歐美支持而獲勝。中國則是一直默默茁壯。但問題在哪裡？這一屆總會會長很有理想，他也的確想要發揮立即的影響力，可是世界講話最大聲的印度卻有一堆不守信用、寡廉鮮恥之徒。自己的commitment不夠高還罵台灣人太呆，甚麼事都要講得很確實。作人不應該有歧視，但這種遍不勝數的印度分會們真的是國際交流上的敗類。
我在世界大會看到許多典範，我們真的可以與許多跨國公司真切地合作，也有許多學長姐因為AIESEC而讓他們在社會發展得更好，幫助了更多人。
但整體而言，後冷戰所造成的全球化、全球民主化，雖然造成了AIESEC可以大肆擴展（除了極端封閉或是戰亂不休的國家外），但相對應之下也造成志工的大幅增加。原先歐美比較不會需要AIESEC志工的服務，因為早就有多的組織把這工作承接下來，注重經濟商管雖然不夠全面，但也不失為一個良好的策略。我們知道要做甚麼，而且做得出來。
現在全世界冒出一堆志工，可是要怎樣讓這些志工的意義更加豐富？他們多半在專業技巧上比不上商管或是科技類研習生，在當地要如何創造影響力？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文化交流上面的話，我們有沒有幫助當地的NPO 、學校規劃文化交流的深化？
一個大學生利用暑假出國兩個月擔任志工，所能做的比很多兩個禮拜的志工還要來得多，而對於個人的成長也是不可磨滅的，對於國際交流當然有更大的貢獻。我會建議朋友多利用暑假的機會去國外當志工，而且時間不能太短，不然容易流於走馬看花。但我更會希望這些人去了之後能夠多融入當地社區，而不是一群外國人自嗨。幫助當地每一個需要的人、試著了解基層民眾的心聲、在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給人帶來的成長是更為真切的。我很高興許多人回來之後都得到很多，但是我們組織究竟有沒有善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無法控制外國的AIESEC，我們所能做的是對於志工正確的教育以及協助，另外就是我們必須確實提供合作外部適合他們的解決方案。
當然沒有具體表現就會被上面噹，這是很現實的問題。這代表了每一個人的能力都必須提升，提升效率與效能，讓改變可以真正發揮出來而不只是空口白話。
在後冷戰時代，甚至悲觀的說，對於即將來臨的後美國時代，很有可能承擔國際責任的亞洲國家，究竟有沒有能力帶領世界向前？看到現在的中國以及印度，我們或許必須對二十一世紀感到悲觀，更直接的，對我們這一代感到悲哀。1900布爾戰爭之後，聯合王國花了四十五年才倒下，但當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時候，人類已經經歷兩次慘痛的戰爭。
四十五年之後，我們這一代退休之際，或許可以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建立一個恐懼中充滿美好、叛逆與奢侈的年代，但中間會付出多少代價？
沒有靈魂的台灣，沒有靈魂的中國、印度，沒有靈魂的亞洲，真的能帶領這世界向前？
我們重建台灣AIESEC的努力，其實就是一種重建屬於我們時代的精神的嘗試。
2009年11月10日 星期二
台北
我小時候很少去台北。好像是爸在台北有兼差的工作後才會不時過去，我還記得那時要搭很吵的木柵線去南京東路站，不過上大學後雖說搭的還是馬特拉系統，但竟也不像小時候那麼在意噪音了。
那時候印象中的台北，一切都是以台北車站為起點，要不然就是附近聳立著新光三越大樓的忠孝橋。以前新光人壽有一個廣告就是在悠揚的大提琴樂聲中播出我所熟悉的台北。
台北車站好像永遠都是工地，人總是那麼多。地下街完工，人行道鋪平，天橋拆掉之後去台北還有點不大習慣。
不過真正讓我建立起對台北的記憶的，卻是高中時代。高中有時候要跑台北打比賽，例如政大辦的名校盃、文化承辦過的中等教育盃、東吳大學的蘇州盃等等。就連要去那時全國最大盃賽，中央大學辦的金陵盃之前，都得先去台北找學長、查資料。
於是乎心中所認定的台北就漸漸成型了。
搭236去政大，你會看到雄偉的大中至正牌坊，背後是更為巨大的中正紀念堂，中間大的不像話的廣場旁邊踞著國家戲劇院跟國家音樂廳。過了一個路口，你會看到中央銀行、勞工保險局，如果沿中山南路走，你會看到總統府、教育部還有立法院。對高中時期的我，台北就是羅馬，自己不過是從西西里來的牧童。
不過最被我神話的應該是台大法學院。高中去政大開領裁，利用中間空檔跑去法學院一窺堂奧，看到日式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應該是吧？應該沒有到新古典）建築還有沉穩的「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幾個大字，我竟敬畏地不敢進去。當然後來這種畏懼是完全消失的，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與許多先賢同處過同一個空間的榮譽感。王澤鑑、薩孟武，超過一半以上教過我的台大教授，與這些人在同樣的教室裡，呼吸著類似的空氣，那是種帶著青草味的木香。
那是一種與這些人同處在同一個命運的感覺，身處在推動台灣前進的力量的感覺。
在這個時候，讓我們忘記陳水扁曾經在法圖二樓拼國考（那棟樓是王大閎設計的），以及馬英九曾經在醉月湖旁邊散步。
啊，好糟糕的感覺，不過這也是台灣的歷史之一，不管喜不喜歡，都已經發生了。
當時對於台北的這種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是極端不健康的。喜歡這種大規模的公共建築，對於讀法律、政治的人來說，根本就是一種罪惡。另一種同樣會讓人醉心的建築模式，就是帝國廣場還有Germania了。讓這些建築建立起來的力量，都是你所學應該要對抗的力量。以龐大的建築量體壓倒一切反對力量，讓所有的人臣服在政府之下的力量。
這些建築、都市的設計與規劃都很偉大，但卻沒偉大的市民在其中。
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每一個市民在自己的生活當中，一點一滴的為它添增趣味與活力。換句話說，用自己的生活賦予一座城市生命。
所以台北偉大的地方不在中山南路，而在台北人生活的每一條小巷子裡，在每個人的生活裡面。
正如同北京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天安門廣場，而是一條條胡同所保存的記憶。
或許龐大的公共建築正是要讓人們忘記誰才是城市的擁有者，進而去掌握整個國家。
當一座城市的市民忘記了自己是如何在這裡生活，如果他們上班、上課的過程中連一個打招呼的人都沒有，連一個可以駐足聊天的地方都沒有，那不過是一個失去記憶的城市，更正確的說，就只是一群房屋而已。
那時候印象中的台北，一切都是以台北車站為起點，要不然就是附近聳立著新光三越大樓的忠孝橋。以前新光人壽有一個廣告就是在悠揚的大提琴樂聲中播出我所熟悉的台北。
台北車站好像永遠都是工地，人總是那麼多。地下街完工，人行道鋪平，天橋拆掉之後去台北還有點不大習慣。
不過真正讓我建立起對台北的記憶的，卻是高中時代。高中有時候要跑台北打比賽，例如政大辦的名校盃、文化承辦過的中等教育盃、東吳大學的蘇州盃等等。就連要去那時全國最大盃賽，中央大學辦的金陵盃之前，都得先去台北找學長、查資料。
於是乎心中所認定的台北就漸漸成型了。
搭236去政大，你會看到雄偉的大中至正牌坊，背後是更為巨大的中正紀念堂，中間大的不像話的廣場旁邊踞著國家戲劇院跟國家音樂廳。過了一個路口，你會看到中央銀行、勞工保險局，如果沿中山南路走，你會看到總統府、教育部還有立法院。對高中時期的我，台北就是羅馬，自己不過是從西西里來的牧童。
不過最被我神話的應該是台大法學院。高中去政大開領裁，利用中間空檔跑去法學院一窺堂奧，看到日式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應該是吧？應該沒有到新古典）建築還有沉穩的「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幾個大字，我竟敬畏地不敢進去。當然後來這種畏懼是完全消失的，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與許多先賢同處過同一個空間的榮譽感。王澤鑑、薩孟武，超過一半以上教過我的台大教授，與這些人在同樣的教室裡，呼吸著類似的空氣，那是種帶著青草味的木香。
那是一種與這些人同處在同一個命運的感覺，身處在推動台灣前進的力量的感覺。
在這個時候，讓我們忘記陳水扁曾經在法圖二樓拼國考（那棟樓是王大閎設計的），以及馬英九曾經在醉月湖旁邊散步。
啊，好糟糕的感覺，不過這也是台灣的歷史之一，不管喜不喜歡，都已經發生了。
當時對於台北的這種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是極端不健康的。喜歡這種大規模的公共建築，對於讀法律、政治的人來說，根本就是一種罪惡。另一種同樣會讓人醉心的建築模式，就是帝國廣場還有Germania了。讓這些建築建立起來的力量，都是你所學應該要對抗的力量。以龐大的建築量體壓倒一切反對力量，讓所有的人臣服在政府之下的力量。
這些建築、都市的設計與規劃都很偉大，但卻沒偉大的市民在其中。
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每一個市民在自己的生活當中，一點一滴的為它添增趣味與活力。換句話說，用自己的生活賦予一座城市生命。
所以台北偉大的地方不在中山南路，而在台北人生活的每一條小巷子裡，在每個人的生活裡面。
正如同北京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天安門廣場，而是一條條胡同所保存的記憶。
或許龐大的公共建築正是要讓人們忘記誰才是城市的擁有者，進而去掌握整個國家。
當一座城市的市民忘記了自己是如何在這裡生活，如果他們上班、上課的過程中連一個打招呼的人都沒有，連一個可以駐足聊天的地方都沒有，那不過是一個失去記憶的城市，更正確的說，就只是一群房屋而已。
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