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中的勝利--1962年中印戰爭中國的外交決策

孤立中的勝利 -- 1962年中印戰爭中國的外交決策

政治國關四 楊懷慶
法律法學四 陳家慶
經濟四 沈智新
政治國關三 王思佳
生傳四 賴奕良
政治國關五 蘇捷勝 　　
財金四 吳右任

摘要

　　中印之間的邊界紛爭在十九世紀之後隨著英國的殖民勢力深入南亞而逐漸發展，而有麥克馬洪線等邊界劃定方法。而1914年的西姆拉條約並沒有解決邊界議題，反而讓紛爭持續。二次大戰之後中國共產政權與印度建交，對於邊界問題，中國起先採取低調態度，但中印雙方的衝突卻在1959年之後由外交辭令上升為零星武裝衝突，終爆發1962年年底的中印戰爭。該戰爭以印軍慘敗但中方撤退作收。

　　本文章即是探討中印自1950年建交之後至1962年間中國就邊境問題的外交決策轉變。對於1959年之後中印兩國衝突升高，本文認為是該年西藏抗暴之後中印之間緩衝區西藏完全落入中國控制，此後到中印戰爭爆發中國必須考量國內、印度與國際等因素方能對邊界採取措施。

　　因此我們分析了中國當時所面臨的環境，提出各國不同的目標與利益，並提出中國可能有的選項，對此進行可行性及有利與否的評估。最後以該評估結果解釋中國於1962年中印戰爭的外交決策行為。

壹、 歷史背景與政策問題

　　中印之間的邊界糾紛是一歷史遺緒，在約兩千公里長的邊界線上，有爭議地段達一千七百公里，歷史上沒有任何為雙方接受的國際條約或協定劃定兩國邊界，但是依照雙方的行政管轄所及，兩國之間存在一條傳統習慣線。然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面對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對中國的領土紛爭，在十九世紀末以「三層疆界線」為英屬印度畫出一塊緩衝區──第一層為直接行使行政管轄區域邊界線，第二層為與緩衝國的邊界線，第三層則是緩衝國與競爭國的邊界線。此三層在英屬印度西界分別是印度實際管轄線、英國與阿富汗的邊界──杜蘭線(Durand Line)以及阿俄邊界，而克什米爾一帶的中印邊界將於後敘明。在東段則是「外線」（即傳統習慣線）、印藏邊界(外藏與印度邊界)與中國與外藏邊界。

　　而對西藏的三層邊界線主要在西姆拉會議(Simla Conference)初步畫定。該會議將西藏分成「外藏」以及「內藏」，外藏由西藏政府直接統治，維持半獨立狀態，而中國則可在內藏進行統治。其中外藏線的延伸即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並將外藏型塑為英屬印度與中、俄間的緩衝地帶。然而北京政府命中國代表陳貽范不得在該草案簽字，因此麥可馬洪線並未被中國承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之後，確立疆界雖然是重要議題之一，但當時中國對於全境並未完全掌握，而且也未獲得各國廣泛承認，因此邊界議題並不是外交首要解決的議程。直到中國與鄰近國家建立邦交，並且在國內取得較為全面的控制之後，邊界問題才浮上檯面。

　　本文認為，1962年的中印戰爭是中國確立西南邊界的諸多行動之一，並受到本國條件、印度實力以及美蘇干涉所限制。但在此條件限制之下，中國卻在孤立的狀態下取得對自己最有利的戰略位置，從而能將軍事重心繼續維持在對蘇以及對台工作上。本戰爭主要牽涉到的爭議領土有「藏南地區」以及「阿克賽欽」地區，以下將簡短闡述此二地區邊界紛爭的歷史背景。

(一)藏南（地圖一）
藏南地區，是前述傳統習慣線與麥克馬洪線間約六點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地在西姆拉條約中劃歸印度，但並未被中國所承認。印度在一九五零年代逐步對此地取得實質控制權，並在中印戰爭之後保有此地。1987年，印度政府建立「阿魯那洽爾邦」(Arunachal Pradesh)於此。

(二)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圖二）
阿克賽欽原屬西藏與拉達克邊境地帶。1865年，英國探測員W.H. Johnson探勘喀拉崑崙一帶，將此地劃為英屬印度的一部分，但並未被英國政府正式採納，而此中印界線也被稱為 Johnson Line。1898年英國住喀什噶爾代表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建議將阿克賽欽一部分畫歸中國，並為印度總督Lord Elgin所接納，在1899年通過英國駐北京公使Claude McDonald向中國提議，而為”Macartney-McDonald Line”，因為英國對此的領土利益遠小於俄國的威脅(Eekelen, 1967: 9)，從而將此地作為緩衝。西姆拉會議則將此地劃歸外藏。印度獨立後，印度在1954年將阿克賽欽劃為印度領土（地圖三）。但中國在1955年開始建築經過阿克賽欽的新藏公路(219號國道)，並在1959年與印度發生武裝衝突(隨新民，2007: 98)。在中印戰爭之後中國實質控制阿克賽欽，並與巴基斯坦協議此地為中國領土(Lamb, 1973: 73)。

貳、 中印建交後的中印外交模式

一、中印建交與和平共處五原則

　　為了與已經取得中國實質政權的共產黨政府維持關係，同時也願意給這個新政權發展嶄新內政與外交政策的機會(Eekelen, 1967: 25)，印度在1950.4.1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是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第一個與之建交的國家。然而，在同年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十四世達賴親政，印度也於次年二月進入達旺。此時中印雙方雖然有外交上的公文來往，印度對於中國入藏表示遺憾，並呼籲和平解決紛爭；中方立場則為西藏為固有領土，外國不應干涉。此時兩國尚未有明顯的邊境衝突產生。雖然1954年1月印度於藏南成立東北邊境特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NEFA)，但雙方仍在同年四月29日發表《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議》，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

　　此五原則內容如下：
1.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Mutual respect for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2. 互不侵犯 Mutual non-aggression
3. 互不干涉內政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4. 平等互利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5. 和平共處 Peaceful co-existence

　　中國方面認為是周恩來在1953年接見印度來訪代表時所提出，而上述協議簽訂之後，印方將之以印地語Panchsheel稱之，意為「五原則」。尼赫魯曾在國會人民院(Lok Sabha)發言指出印中兩國邊界長達八千英哩，彼此應當長存友誼：「事實上，雖然這並沒有正式地載明，但實際上來說兩國並不對另一方進行侵略」。即便五原則當中載明不互相侵犯以及互不干涉內政，但尼赫魯或許了解這通商和交通協議與和平條約並不一樣，因而有此發言(Eekeken, 1967: 38)。

　　該原則在同年四月底南亞國家領袖於可倫坡舉辦會談時由尼赫魯所提出，並成為日後不結盟運動的基調。在第二年的萬隆會議當中，類似的原則亦出現在《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中，表明亞非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爭取和鞏固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要求亞非國家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精神。此「萬隆精神」成為六零年代不結盟運動的先聲。對中國而言，在該會議中，原本伊拉克、泰國、菲律賓等國紛紛譴責共產主義，使中國採取「求同存異」的策略以為緩頰，提出：「從解除殖民主義共苦旱災難中找到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畏懼、互相排斥和對立。」該會議之後，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增多，而周恩來也藉由對鄰國的友好訪問說服這些國家的領導相信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之上的(Barnouin、余長更，2009: 126)。

二、萬隆會議後的中印領土紛爭處理基調

　　在中印建交到西藏抗暴前的中印外交關係當中，可以看出中國對於領土紛爭採取「冷處理」的態度，僅要求印度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進而簽署《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議》，對於印度進入達旺地區以及東北邊境特區的設立並沒有太強烈的反應，這與同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相較，也非外交上亟需解決的議程。

　　從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談話和1957年在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表示中國政府的處理的基調「(中國)，同有些國家的部分邊界尚未確定，我們準備同鄰邦確定這些邊界，在此以前我們同意維持現狀……至於如何同鄰國來確定邊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1]「我們要解決邊界問題，其目的是安定四邦，爭取國際情勢的緩和，便於進行建設，而不是要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我們解決邊界問題也必須和我們和平共處政策的推廣聯繫起來進行，就邊界問題來說，重要的在於我們應該做到使雙方真正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而不在於我們必須多占一點地方，除了守住原來應該到達的地方以外，便是根據歷史上可以為憑的法理論點，並考慮到我們和有關國家的新的關係和我們的政策，來進行談判。」[2](隨新民, 2007: 136)

　　對此，印度則是在外交上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在領土糾紛上則是在爭議地區逐步建立實質占有的事實，除了在五零年代中國入藏之時對於藏南地區積極涉入之外，1954年也於政府發行地圖當中將爭議地區劃為印度領土（地圖四、五），認為作為對印度放棄其從英國殖民主義者繼承下來的在西藏的各種特權的回報，中國政府理應在邊界問題上作出讓步，接受印度方面在邊界問題上的主張。尼赫魯在1958年致周恩來的信中指出從來不存在領土爭議，並在1954年時曾經說明過這一點[3]。中國則回覆雙方在邊界尚存在著某些分歧，但是雙方都承認有傳統習慣線，問題則在雙方對此現有不同認識[4]。對此，中國傳遞的訊息如下：

1. 肯定邊界沒有劃定的歷史事實
2. 傳統習慣線不是邊界線，是可以經過協商調整的
3. 中國不接受印度的領土主張

　　此一歧見於1959年以前的主要處理基調，中國似乎是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氛圍下以和平談判解決紛爭。不過這種處理態度到1959年之後卻逐漸改變，終而引發1962年的中印戰爭。

參、 「西藏抗暴事件」與中印關係的轉變

一、西藏抗暴事件與武裝衝突爆發

　　1959年3月，西藏發生反抗中國統治的「西藏抗暴事件」，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並在4月29日建立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中方對此的立場是拉薩上層農奴主在三月叛亂，挾持達賴逃往印度，不但受到印度政府庇護，印度宣傳媒體還幫助叛亂份子傳不信息和反動宣傳資料等等(林承節，2005: 211)。尼赫魯並於3月22日致函周恩來堅持麥可馬洪線為中印邊界，認為「這條線是在1913到1914年中國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權代表在西姆拉舉行的三邊會議上畫出的」，同時並認為阿克賽欽與阿里地區一部分同為印度領土。周恩來在九月的回覆則加以否認[5]。同年8月25日中印在朗久(Longju)地區兩國發生武裝衝突[6]，隨後在10月20日於西段的空喀山口(Kongka Pass)[7]發生衝突。

　　在1959到1962年間，中印邊境便發生多次武裝衝突或是飛越領空事件，而周恩來與尼赫魯間彼此也對領土爭議互相致函表明立場；1960年4月周恩來訪印與尼赫魯會談，但並無具體成果(林承節，2005: 213)。

二、中印關係的轉變與戰爭的爆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在西藏抗暴事件之後，中印雙方對於爭議領土的衝突由原先的外交辭令升高為武裝衝突，終在1962年引發中印戰爭。在這段期間內，中國正處於大躍進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當中，但是中國於此時卻也同時取得了對於西藏地完全控制，此外在阿克賽欽地區也有219國道通過，使新疆方面的人民解放軍得以有支援西藏的通路。在中印邊界的戰略地位更加提升，而戰術運用也能更靈活。在此之前，武力解決中印領土問題並不是中國有辦法負荷的政策選擇之一，但到中印戰爭前，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已經足以讓中國有展開小規模戰爭的空間了。

　　此時印度方面利用達賴流亡至印度的機會，除譴責中國之外，也展開外交攻防與軍事作為，希望解決中印領土紛爭。

　　在人民解放軍完全控制西藏之後，兩國的武裝衝突也開始發生，到1960年初，印度更決定採取「前進政策」，也就是搶先中國一步將控制範圍推至自己所希望的邊界線上，造成既定事實，但直到1961年11月2日尼赫魯才召開高層會議決定實施此政策，並在1962年向中國方向全面推進哨所。同年10月12日尼赫魯下令調集軍隊，而中國亦於10月20日「反擊」。中印戰爭，正式開始。

肆、 中印戰爭中的外交目標與利益

　　本次戰爭就整體而言，中印兩國較明顯的衝突目標可大致分成「地緣政治」優勢地位的爭奪以及強化民族主義論述兩者。但中印兩國在考量目標與利益時，除了前述兩個目標之外，尚須考量到自身實力以及揣測其他大國的考量。因此，本章將先從地緣政治以及民族主義兩個面向探討中國與印度之間互相衝突的目標，並對中印兩國實力作出比較，最後根據兩國的目標與實力分別提出中、印兩國的外交目標與利益以及冷戰時期世界唯二超強美國與蘇聯兩國面對次戰爭可能會以外交手段達到何種目標或是得到某些利益。於此臚列重要目標、實力比較與各國的目標與利益之後，我們將於下一章分析中國在中印戰爭中決策的選擇。

一、衝突目標之一：地緣政治優勢

　　中國與印度不但同為亞洲兩大國家，也是兩個文明對外傳播區。大體而言，中國的歷史影響區大致為清朝全盛時期的領土與朝貢國與日本，包括東亞、東南亞、蒙古以及西藏等地。而印度的歷史影響區則為自中亞經南亞、西藏直達東南亞(Garver, 2001: 15)。東南亞則在文化上同時被中國以及印度文明所影響。

　　雖然就文化而言，中華文化直接影響的地區可能不及中亞，但就中國的地緣政治而言，東南亞以及中亞、西藏在戰略上有極大的重要性。東南亞自明朝以來就是中國人移出區，當地華人勢力不可小覷，卻也常被政府打壓；而麻六甲海峽更是中國主要外來能源的輸入管道。而本文所欲探討的西藏則是中國後門，若中國保有西藏，對於印度可位於居高臨下的戰略地位，從而保障西南方。從元朝到清朝，中國與西藏之間保有特殊宗主關係；在英國統有印度之後，這一層關係受到了挑戰，因為西藏相對而言對於印度也有著戰略地位的高度。恆河的水源在喜馬拉雅山脈，而西藏控制著其中一條上游雅魯藏布江的源頭；而中國也可以透過西藏威脅印度，雖然在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本部的補給很難到達西藏。但一個對於印度友善，甚至是附庸於印度的西藏地區，將可大大拓展印度的戰略優勢；一方面作為與中國的緩衝地帶，二方面可以阻礙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聯絡，進而在喀什米爾地區取得戰略優勢。是故在1959年西藏抗暴之後印度政府除了收容逃亡藏族人士外，還庇護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蘭薩拉(Dharmsala)運作。雖然中國政府多次抗議，但印度還是不會停止實質上支持西藏流亡政府。

　　中印兩國在歷史影響與地緣政治上最大的重疊，除了東南亞以外，就是印度了。印度如果希望成為南亞霸權，那麼西藏作為良好緩衝國將是一大利基。而我們也可以從1959年西藏抗暴之後中印衝突升級的現象觀察出：在西藏完全由中國掌握之後，印度失去與中國的緩衝區，因而更急切的想要及早解決邊境衝突；而中國也可以在完全掌握西藏之後將兵力投射進中印邊界爭議處，而有更多解決中印邊境衝突的籌碼。也因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來，中印在1959年之後失去最大的緩衝，從而開始展開以軍事為後盾的邊境衝突。

二、衝突目標之二：強化民族主義論述

　　與地緣政治的優勢相較，民族主義也是雙方在領土糾紛上十分重要的考量點，雖然不若戰略優勢那般直接，但也是國家政策考量的重點。中國的民族主義建立在「中華民族」的論述上，將領土上的所有民族以中華民族的概念包含起來，以漢族為主體，並且推行民族自治。各族雖然有自治權，但是中國固有領土卻是不容分割的。而印度則是繼承英國殖民時代印度帝國的一部分，雖然推行以印地語(Hindi)作為官方語言的努力失敗了，並依照不同的語言建立語言邦(林承節，2005: 196, 199)，但整個國家歷史上作為「印度」的存在，並且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以及大致相同的信仰，還是建立了印度國內各族間的聯繫。

　　中國對西藏採取「西藏是中國固有不可分割領土」的立場，而尼赫魯的對藏政策也仿效英國，希望建立緩衝區，不過隨著中國對於西藏的實質控制增加而在說詞上逐漸轉變，但仍希望在事實上建立對印度最有力的中印邊界。

　　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尼赫魯除了致力於印度的統一與擴張之外（1947印巴戰爭、1961佔領果亞、將不丹、錫金納為保護國等等），也致力於將印度建設為世界大國，除了發起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希望成為第三世界領導者外，在其著作《印度的發現》中也提到：「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作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消聲匿跡。」這種大國心態以及1961年的前進政策，對中國來說可謂是莫大的威脅。九零年代的中國分析指出，中印戰爭可以回溯到中國對尼赫魯企圖建立包括印度、南亞的「大印度帝國」(Greater Indian Empire)的恐懼。(Garver, 2001: 19)。而中國維持中華民族固有領土的目標與印度人民族自信的擴張，終究在中印邊界上面產生了紛爭。

三、中印實力比較

　　以下將由人口普查結果、整體軍事發展、以及1962年中印戰爭的雙方進行比較，探討兩國戰時的實力差距。

(表略)

　　中國和印度最大的差異在政治型態，中國在激烈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不管是在對內方發展、對外軍事意圖、國際外交舞台上，在在都是有意識的追求壯大，進而步入大國地位。並且在共產國家的意識下，追求生存的意圖是高於其他一切目標，軍事的發展在優先目標中，也是優於其他內部建設、教育、水電普及率等民生發展項目。

　　相較於中國，印度在承襲英國殖民歷史下的議會民主下，在發展內部的建設和進步上，比較傾向於緩步前進。雖未有如中國大煉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大起大落的激烈發展途徑，但其對內建設在1950-1960年代並不輸給中國。據資料報導印度在1950-1960年代，在供水、公共衛生設施、能源結構、資源保護上，印度的發展比例接近英美，而中國的水準還差正常值兩倍以上。

　　故此可知，整體粗略而言，在中印的邊境衝突時間點下（1950-1960年代），中國雖未必每項國家實力（軟實力）都優於印度，然而在硬體實力－軍事力量上、外交手段、人口數、兵力等條件上，都使得中國具有和印度作戰的實力，並且不需要畏懼和平談判的破裂，因為即使中印激烈開戰，中國不只不需要害怕戰輸，並且可以從衝突中獲得其他邊際效益（可能是本國的武力宣傳、邁向大國的強勢作風等風格，使得他國注意到中國已經步步從積弱已久的狀態下茁壯發展了）。

(二) 整體軍事實力面向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一向具有競爭的意味，當然就像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無法被絕對定義，但如同一個班上第一名、第二名之間，勢必在競爭和合作之間擁有微妙的弔詭友情，在中、印之間的關係和此種比喻有些相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打完中日八年抗戰後（西元1945年），既而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西元1949年），其首要當務之急即是在其內部擴大軍力，以維護當時冷戰時期美蘇雙邊對立的國際情勢，又中國在基本國家走向上是以共產國家、蘇維埃式等國家權威最大的威權國家，在冷戰的架構下，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僅管伴隨著不同事件、不同領導人的作風不同，但是在主要的基本關係上，中國仍舊傾向於和蘇聯為同一派。並且蘇聯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不管是為了拉攏鄰國（未必是為了結盟，然而多了一個鄰邊大國當作自己的夥伴，正常來說對於自身的利益是利大於弊）、亦或是為了掌控鄰國，不論是何種原因來說，蘇聯在冷戰期間（西元1945~1990年代）對中國有軍力提升上的幫助，也有以不聽話即懲罰你（或是停止援助你）的軟硬兼施策略。

　　當然中國也非池中之物，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自然不可能放任中國成為被人掌控的玩偶，中共在很早就有體認發展軍事力量的必要性（江煙謙介，1994: 107）：

　　 中共發展核子武力之基本目的，一般理解如下：

「係避免受到他國以核子武器威脅…中共的此種核子戰略更簡單的說，就是擁有核子武器避免被他國汙辱（被尊重為大國）。」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在主席毛澤東地指導下，通過著手開始建立以軍事目的為主體之原子能之工業之計畫『第02計畫』。」

「當時，與中共正處於蜜月期的蘇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做出此項決定知兩天後，表明蘇聯有意協助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有關原子能和平用途。」

「中共完成『爆縮型』核子彈之設計是在一九六三年九月，開始生產可使用於核子彈之濃度90%以上濃縮鈾235的時間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實施『爆縮型』核子彈之爆炸模擬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同年十月十六日，中共終於成功的完成第一顆核子彈的試爆。」

　　因此，根據資料，中國在西元1950年與印度建交到西元1962年中印戰爭這段期間，中國在發展軍事力量為國家發展首要目標下，中國除了基礎的陸、海、空軍軍事實力外，其目標除了擴張基本軍力外，國家發展興趣以延伸到核武力量的研究、發展上了。除此之外根據《中共擁有航空母艦的時日》一書（江煙謙介，1994: 115）：

「中共對彈道飛彈之研發可追溯到一九六零年代。實係上係從一九五零年代中期蘇聯提供R-1斯卡納飛彈供中共做訓練及技術轉移的時候開始。」

　　並且，根據《南亞的政治、國際關係及安全》一書（孫士海，1998:141）：

「50年代中期，中印兩國共同倡導了處理國際關係行為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西元1959年達賴集團叛亂和西元1962年發生邊界武裝衝突之後，兩國關係長期處於緊張或冷淡狀態。」
……
「印度是世界上擁有最尖端核設施的國家之一，由於這些設施幾乎完全不受國際上的安全保障，因而很容易轉為軍用。…印度從六零年代起就開始了核能力的武器化過程，(西元)1971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核裝置，這表明印度早就具備了生產核武器的能力。」

　　因此單就以上資料推知，印度的軍事實力推及核武器的時代約略晚於中國一個十年。中國在西元1964年10月16日成功完成第一顆核子彈的試爆；印度在西元1971年成功地爆炸第一顆核裝置。

(三) 中印戰爭中兩國投入軍隊以及傷亡比較(Ryan, Finkelstein, McDevitt, 2003: 188)[8]：

(表略)

　　由此表可推知中國投入的軍隊比例遠較印度來得大，而且在被俘、失蹤、死亡人數上也大大低於印度方面。同時由前述比較也可知到中國在軍事力量上面是較占上風的。


四、各國的目標與利益

　　在分析中印的主要目標以及比較實力之後，我們分別提出中國與印度在中印戰爭中的目標與利益。同時也列出本次戰爭主要干涉國，同時也是當時世界兩超強的美國與蘇聯對於這次戰爭可能的有的目標與利益。

(一)中國

1. 爭取對印度戰略優勢。

收復藏南地區有助於保有對於印度的戰略優勢，並為西藏爭取到緩衝區。而保有阿克賽欽則可保持新疆與西藏間交通的順暢以及方便與巴基斯坦進行聯繫。

2. 維持領土完整。

中國宣稱西藏為固有領土，並主張「傳統習慣線」是中印之間的分界。因此收復藏南地區可以維持領土完整。

3. 阻止西藏分離運動。

藉由解決領土糾紛，讓西藏邊界徹底穩定下來，進一步遏止西藏獨立運動的勢力。

(二)印度：

1. 爭取對中國戰略優勢。

將中印邊界推至喜馬拉雅山脊，建立中印天然界線。若是攻下阿克賽欽，則可有效阻止新疆解放軍入藏馳援。

2. 維持領土完整。

印度宣稱1914年西姆拉條約已經將麥克馬洪線劃為中印邊界，因此為了保持領土完整必須將此納入實質控制；而印度對於西邊領土爭議區則是以Johnson Line為基礎，將阿克賽欽納入。

3. 爭取在西藏議題上更多空間。

雖然在1959年西藏抗暴之後印度將西藏作為緩衝國的願望很難實現，但若能在邊界衝突上取得優勢，此外境內還有西藏流亡政府，未來或許可以對西藏問題能有更多揮灑的空間。

(三)蘇聯

1. 從支持中國到牽制中國。

在古巴危機時蘇聯的目標是在中印戰爭中藉由支持中國以取得中國支持。但在古巴危機結束，中國譴責蘇聯支持古巴之後又轉而保持中立，但中國也在十二月撤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蘇聯對中印戰爭的目標在古巴危機時為借此拉攏中國，在古巴危機之後則轉為支持印度以牽制中國。

2. 拉攏印度，擴大在印度影響力。

蘇聯在五零年代後期到六零年代開對印度展開經濟援助，而在戰爭後期則口頭允諾給與印度協助(戴超武，2003)，以拉攏印度使其間至中國，並讓印度與美國不致太接近，並擴大在印度的影響力。

(四)美國

1. 幫助印度以對抗中國，拉攏印度。

中印戰爭至11月，美國開始支援印度(譚中，2007: 327)對抗中國。這不但是全球冷戰中對抗共產主義的一環，更是希望拉攏印度勿與蘇聯太接近。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印之間在地緣政治上以及各自的民族主義情懷在中印邊界上有著相衝突的目標；就實力而言印度在人口、軍事力量上面均不如中國。但從美蘇兩國對中印戰爭的目標來看，印度反而可以左右逢源，取得外國支援。相較之下，中國在此顯得較為孤立。下一章將探討中國如何在此本身對印度具有優勢，但在國際上卻備受孤立的情況下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
　　
伍、 中國決策的分析

　　面對前述與印、美、蘇的目標就中印戰爭均對中國不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有哪些方案？而哪些方案又是對中國最為可行地並且可以帶給中國最大利益的？以下將逐一提出可行方案，並提出決策的限制，最後並提出對於中國的最佳解，也就是現實中「局部戰爭、勝利之後退守麥克馬洪線但保有阿克賽欽」。

一、中國的可行方案

　　1961年，印度總理尼赫魯決定「前進政策」，對於藏南地區的占領逐步加深加廣，邊界衝突、印軍飛越領空的情形也不斷發生(許農合，2005, 1883)，此時中國政府已經對於西藏擁有全面控制，而新疆與西藏間的新藏公路也修建完成。然而在國際上卻面臨與蘇聯的決裂和與美國交惡。因此，面對這些情形，中國政府可能有以下方案：

(一) 消極反抗，尋求外交上的轉變以孤立印度。

(二) 與印度進行談判，以求收復藏南與保有阿克賽欽。

(三) 與印度進行談判，將邊界設在實際控制線上(Line of Actual Control)。

(四) 局部戰爭，在國外尚未介入的情況下擊潰印度軍力，保有實際控制線以內的領土。

(五) 局部戰爭，以求收復藏南地區以及阿克賽欽地區。

(六) 全面戰爭，務必徹底解決中印問題。

　　面對這些選項時，我們仍然需要考量現實因素對於決策的限制，以便在這些限制之下就前述方案進行比較與排序。

二、決策的限制

(一) 中國內部

　　此時中國正經過年困難時期（1959~1961），中國大陸剛經歷過饑荒，總體經濟力可能無法完全發揮，雖然這段期間中國並未間斷對外援助，但即便是將對外援助拿來挹注本國，剛從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能夠承受多大程度與印度的戰爭仍然是有疑慮的。

　　接下來我們需要考量到中國主要的決策者為何。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中國展開反右傾運動，但隨著大饑荒的發生，毛澤東逐漸退往第二線。1962年七千人會議後，毛澤東至南方修養，將經濟事務交給其他人處理，但此時毛澤東仍然握有一定決策權，例如反對包產到戶(Barnouin, 2009: 158)。此外，中國外交事務在1949中共建政之後就是由周恩來所主導，即便1958年將外交部長交給陳毅，但從他與尼赫魯此時仍頻繁有外交書信往來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於中印邊界衝突仍有一定主導地位。而就軍事上，毛澤東仍然握有軍權，而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召開仍是由毛澤東所召集，反擊印度的決策主要也是毛澤東所作出(許農合，2005, 1886)。因此，此時中國在外交以及軍事上的主要決策者分別為周恩來以及毛澤東。

(二) 中印勢力消長

　　此時在藏南地區，印度已經開始展開前進政策，對於藏南地區的占領也越加穩固，不過在阿克賽欽地區中國卻有實際控制權，並且修有公路通過。因此，就實際占領態勢而言，中印可謂各據一方。但就中國「收復」藏南的地理條件而言，因其為下山攻勢，而且居高臨下，對中國比較有利。

　　接著就整體實力而言，如前所述，印度在核武研發以及重工、武器、軍事力等方面均不如中國（與中國總兵力比為2.5:1），僅在供水、公共衛生設施、能源結構、資源保護等方面較中國進步。因此，若中國要與印度爆發更大規模衝突，在軍事實力上中國是占上風的。

(三) 國際情勢

　　首先是中蘇關係：1956年赫魯雪夫公開於蘇共二十大批評史達林後，中蘇關係逐漸交惡，先有中國譴責「蘇修」的論戰，後有蘇聯技術人員全面撤出。面對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領土糾紛，蘇聯原先保持中立態度，但在戰爭上卻一開始宣布支持中國，而後又收手，改呼籲雙方和平解決。這中間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古巴危機時蘇聯為拉攏中國選擇戰在中國的一邊(譚中，2007)。1962年10月14日赫魯雪夫在歡送劉曉大使離任的宴會上公開表示：「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這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致立場」[11] (戴超武，2003)。但古巴危機結束後，中國開始譴責蘇聯，支持古巴。真理報一改10月25支持中國，譴責麥克馬洪線的論調，在11月5號表示對中印戰爭保持中立。而11月24日印度駐蘇聯大使考爾(T.N. Kaul)與蘇聯會談，赫魯雪夫答應給予軍事援助[12]。

　　如果我們站在1962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立場，我們會發現蘇聯因為古巴危機的關係而有意拉攏中國，並且在越演越烈的中印領土糾紛上選擇支持中國。這表示原先與蘇聯的齟齬可以在古巴危機這段期間獲得緩解，也因此，蘇聯的這種行為將會更鼓勵中國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解決邊界紛爭。

　　在美國方面，當時美國已經積極援助印度，從1956年到1961年，印度得到的美國貸款已經從22.6億盧比上升至207.82盧比，國際銀行、IMF對於印度的援助也提升許多(林承節，2005: 215)。而中美之間又存在著台灣問題以及意識形態上根本不同的問題。是故，對於中國而言，美國的因素自然是能干涉越少越好。若是美國支持印度進行持久戰爭，中國即便可以與蘇聯恢復正常關係，甚至取得協助，但面對有美國幫助的印度仍就是對中國極大的威脅。

三、對可行方案的評估

(一) 消極反抗，尋求外交上的轉變以孤立印度。

由於中國只能跟蘇聯改善關係，因此藉由外交上的轉變孤立印度並不可行。頂多能藉由與蘇聯結盟取增加與印度談判的籌碼，也就是第(二)與(三)方案。整體而言並沒有可行性，就算發生了，但印度對於藏南仍實際占領，因此單單孤立印度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除非在此情況下另外施加壓力。

(二) 與印度進行談判，以求收復藏南與保有阿克賽欽。

由於與印度談判在國際上最佳的態勢是與蘇聯合作，共同對抗美國與印度，但是蘇聯並無法對於印度進行有效施壓（畢竟印度還可以向美國求援），而且印度實際控制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土地，所以可行性雖然較(一)案高，但是仍然沒有可行性，雖然這和平解決方案對中國是最有利的。

(三) 與印度進行談判，將邊界設在實際控制線上(Line of Actual Control)。

這是1959年周恩來向印度提供的建議，但是遭印度拒絕。此一方案就中國方面而言具有可行性，畢竟一方面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二方面在此情況下阿克賽欽為中國所有，在藏南有機會利用談判至少收回一部分領土。但此方案對於印度有害，因為這形同在談判一開始將阿克賽欽割讓出去。所以並未被尼赫魯所接受，而雙方關係仍持續緊張。

(四) 局部戰爭，在國外尚未介入太深的情況下擊潰印度軍力，保有實際控制線以內的領土。

這是中國最後採取的策略，雖然不是對中國的最有利解（需要動武），但卻是最可行的可以凍結與印度邊界紛爭的方法。藉由擊潰印度軍隊使印度停止其向北擴張的政策，此外迫使印度停止積極軍事行動形同讓中國實質占領阿克賽欽的地位可以得到確立。唯一的限制就是中國必須視外國壓力見好就收，同時取得蘇聯的諒解以及美國的不介入，以免外國介入過大，使得印度反而有越過實際控制線的能力。 而這也可能是中國在恢復與蘇聯敵對、美國介入中印戰爭後中國撤軍的原因之一。

(五) 局部戰爭，以求收復藏南地區以及阿克賽欽地區。

承上所述，要能夠達到「收復藏南」的程度，除了擊潰印度軍隊之外，後續還必須要有外國不介入的條件，否則藏南地處平原，難以堅守，若是印度取得外援反攻藏南地區，難保中國無以為繼，畢竟當時到西藏的交通仍不發達，中國不一定有能力可以打持久戰。
因此本案雖有可行性，但長期而言對於中國並不是一個有利的方案。

(六) 全面戰爭，務必徹底解決中印問題。

雖然中國軍事實力以及人口勝過印度，但是中國剛從三年困難時期走出，而且若是全面戰爭勢必引起美國介入，而蘇聯亦不樂見印度在失敗之後失去制衡中國的力量；此外，為藏南地區發動全面戰爭所得到的利益並不足以支付成本，也就是為了一個補給困難之地而傾全國之力，並且遭到美蘇兩國共同抵制。（前者反共，後者反中，並且與中國還有非常長的國境線）

四、小結：

　　綜合上述隊於六個方案可行性的評估，我們依照對於中國政府的可行性以及有利與否作成以下座標軸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表略)

　　對中國而言，最佳解當然是在可行的情況下對中國最有利的方案，其中(三)案因為不用花費軍事成本就可以達到控制實際控制線內方案的方法，所以相較而言較有利。

　　對於沒有可行性卻有力的方案，我們必須要改變現在的結構限制，例如美蘇改對中國親善或者是讓中國擁有足以逼使印度讓步的武力威嚇等等，這在短時間內並不是可行的選擇方案。而對可行但是不利的方案而言，我們必須要能夠讓不利的因素轉變為有利，這同樣也需要改變現有限制，例如讓中國擁有足夠的補給以維持對藏南的占領還有同時建立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氣氛等等，這也不是有辦法短期間作到的。

　　最後就(三)與(四)的方案比較而言，由於(三)案需要印度同樣也採納（因為是雙邊談判）才有辦法實現，但這對印度來說並不是一個有利的方案，所以這雖然對中國「單方面」可行，但並非有辦法單憑中國力量就能執行的方案。

　　(四)案因此對中國最有利，因為依靠優勢武力反擊，故不用顧慮是否對對方有可行性就可直接作用，因此是一個可行的策略。但是該方案最後的成效必須視限制因子的狀況而定。例如古巴危機延長，蘇聯持續給予中國支持，或者是美國因為某些因素遲遲不肯介入或是提早介入等等，都會影響到中國是否真的有辦法完全掌握實際控制線以內的地區，並且足以嚇阻印度，使其不再進攻中國。

陸、 孤立中的最適解 － 西南邊界的暫時解決方案

一、戰爭經過

　　中國採取了主動反擊，並且在外國勢力介入時收手，撤回實際控制線的策略。以下是在這個策略下的戰爭經過：

　　當印度推行前進政策時，中國在1962年10月18在中南海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匯報相關衝突情況以及國際情勢之後，由周恩來分析中印情勢，說明從各個方面來看不反擊是不行了，因此建議立即進行自衛反擊作戰（這也是日後中國官方對中印戰爭的一貫態度）。毛澤東則發言：「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該會議與會者對於戰勝印度是有把握的，並決定新疆、西藏邊防部進入戰備狀態。1962年10月20日，中國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全面發起進攻(許農合，2005, 1886)，並且取得勝利。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支持印度。中國接著在24日提出三項和平建議：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並於28日停止攻擊。印度則在25日向世界求援，並在26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蘇聯則是在25日藉由真理報社論公開支持中國，宣稱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

　　28日，蘇聯宣布撤回古巴飛彈，此後中國採取批評蘇聯，支持古巴的立場。美國在十一月開始對印度進行支援，而蘇聯的立場轉趨中立。印度則自11月14日起開始反攻，中國則在11月16日進行反擊，至21日逼近傳統習慣線。

　　15日，周恩來就中印邊界問題寫信致亞非各國領導人，聲明中國願意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2: 6)，並在20日晚間作出關於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的決定，從22日0時起全線停火，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後退20公里。

二、以失敗為表象的勝利

　　自中國的立場，這場戰爭是中國的自衛反擊，並且在最後以仁義之姿撤軍以象徵愛好和平的企盼。但從整個戰爭的過程看來，中國首先在10月14日公開取得蘇聯的支持，並且在美國於11月借入後一個月內宣布戰爭結束。而中國在與蘇聯因為古巴危機重新決裂後繼續原先在當天停火的決定，直到印度反攻才再一次擊潰印度軍隊。由此觀之，在這場戰爭當中印度並不是中國主要考量的對象，畢竟中國最大的戰略威脅是北方的蘇聯跟在太平洋岸駐軍的美國。

　　1959年的西藏抗暴，讓中國有辦法升高與印度的抗爭態勢，而1962年的古巴危機則是暫時為決裂中的中蘇有了短暫幾天的合作期，使中國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動用3%的軍力對抗印度國軍1%的軍力，並在取得勝利之後退回實際控制線，從此牢牢掌握了戰略地位較大的阿克賽欽地區，而在藏南地區呈現失敗者的姿態。但是從此之後印度也無比1961年更大的軍事動作，而是積極建軍，在邊境駐守重兵，以防1962年的慘敗再次發生。

　　若我們從更為廣泛的視角觀察，會發現中印戰爭是中國一連串確立西南邊界的動作之一。不論是1954年的和平共處五原則、1960年八月的中國與阿富汗互不侵犯條約、10月1日簽署，1961年生效的中緬邊界條約10月5日中國與尼泊爾簽署的邊界條約，乃至於1962年2月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聯合公報，中國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宣布支持巴基斯坦等等，都是中國穩定西南疆域的表現，而中印戰爭則是最後一個動作，藉由軍事行動讓中印邊界呈現緊張的凍結狀態，雖然中國還是有部分軍隊必須受印度牽制，但印度對中國邊境的威脅已經比戰前來的減輕。從而中國更可以將軍事主力投注在對蘇聯以及對台灣的防務上。若是中印戰爭成維持久戰，以西藏的交通狀況跟受美援印度的實力提升，中國恐怕必須投注更多人力，進而形成戰略資源的排擠。

　　在本文的最後，讓我們以效用函數來表示中國的利益：

Max U = f(領土、安全、地位)　s.t. 美蘇、印度的實力

中國在此一地區的利益，必須達到他的領土、安全以及地位的極大化，才能滿足其需求，然而這函數卻受到與印度相對實力還有美國、蘇聯的限制。而中國就中印戰爭的決策，則是在這個式子下中國所選擇的最適解。

註:

[1] 在萬隆會議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

[2] 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

[3] 1958年12月14日尼赫魯總總理給周恩來總理的信

[4] 1959年1月23日周恩來總理給尼赫魯總理的信

[5] 周恩來於此信中回覆：「同你在來信中所說的相反，所謂麥克馬洪線從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而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條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

[6] 朗久地區位於麥克馬洪線中段上，此次武裝衝突是中印建交後第一次有紀錄的邊境衝突

[7] 空喀山口位在阿克賽欽地區與西藏邊界的山口

[8] 本表除總兵力外均來自該書

[9] 根據1957年1月《關於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決定》中國在六零年代初兵力約為250萬人
資料來源: 中國國防部網站: http://news.mod.gov.cn/acd/2009-08/27/content_4083129.htm 瀏覽日期: 2010.6.16

[10] 資料來源: Armed Conflict Events Data: http://www.onwar.com/aced/data/india/indiachina1962.htm 瀏覽日期: 2010.6.16

[11] 赫魯雪夫並表示：「如果不幸發生反對中國的戰爭，我們將和中國站在一起」。赫魯雪夫強調：「我們僅僅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才沒有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公開聲明，我們不能把尼赫魯推倒美國一邊去……目前尼赫魯進一步投降國內反動勢力……我們將根據周恩來同志同我國大使談話中所闡述的立場和中國政府給印度的有關照會，採取某些外交措施。」劉曉告訴赫魯雪夫：「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集結，如果印度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中國將予以反擊。」赫魯雪夫表示，這和蘇聯得到的情報相同，並說如果蘇聯處於中國的地位也將會採取同樣措施。赫魯雪夫還介紹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採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揚又約見劉曉，通報了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戴超武，2003)

[12] 在11月24日同赫魯雪夫的第二次會談時，考爾發現赫魯雪夫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赫魯雪夫在會談中表示，在上一次會談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的承諾，因為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正處於高潮時期，蘇聯必須進行“戰備”。蘇聯現在可以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軍事設備了。(戴超武，2003)